2017年全國兩會漸近，民生話題漸次登上輿情熱榜。3月1日，有媒體從民進中央獲悉，民進中央擬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提交《關于提高勞務所得稅起征點的提案》。

事實上，勞務所得稅自1980年實施800元的起征點以來，已經有長達37年未進行調整。這中間，《個人所得稅法》進行了六次修訂。工資薪金的個稅起征點從800元逐次調至3500元，然而，勞務所得稅始終將起征點止步于800元的門檻前。民進中央的《提案》認為，這一政策已與制定該稅種的初衷背離，與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們生活水平不適應。

就業乃民生之本，收入是安生之基。相較于眾所關注的工資薪金的個稅，勞務稅確實顯得比較小眾，但是，與之息息相關的這少部分群體，可能是最需要政策關懷的那部分。比如去年10月份，恰值大批高校學生結束實習，很多實習生被要求按800元起征點、20％的稅率繳納勞務報酬個人所得稅。由此引發輿論對這一稅種征收標準數十年未變的吐槽。勞務稅作為我國11項個稅之一，征收對象多是靈活就業者。2002年，國稅總局《關于個人所得稅若干業務問題的批復》將勤工儉學大學生納入個人所得稅征收對象后，實習生似乎也成為勞務稅大軍中的一員。這些年來，盡管勞務稅征稅的執行力各有差別、理解上也見仁見智，但稅法相關條款的滯后與巋然，已經讓勞務稅成為民意關注的靶心。

有兩個現實，與37年前已有天壤之別：一是靈活就業人口越來越多，靠勞務報酬謀生不再那么小眾化。相較于鐵飯碗的固定就業來說，靈活就業也成為民眾謀生的日常。據稱，勞務報酬所得稅涉及廣告、會計、技術服務、翻譯、裝潢等29種勞動形式。可以預言的是，隨著分工精細化與市場成熟化，以勞務報酬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群體還在不斷擴大，這其中既有高收入的明星藝人，也有低收入的安裝工和實習生。如果以37年前的征稅標準來調節收入分配，既對低收入人群不公，也沒有真正達到對“過高收入群體”進行有效調節的目的。

二是稅收不僅是看得見的收入調節，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價值引導的功能。2015年，湖北曾出臺《關于推動高校院所科技人員服務企業研發活動的意見》，將高校科研人員的科研勞務收入剔除績效工資總額范疇，只需按20%繳納個人所得稅。這里的20%個稅，其實就是勞務稅。實際上，即便是20%的稅率，相較于科研活動等勞務對于推進創新驅動戰略的意義來說，仍顯得較像“重賦”，參考西方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以較大幅度的減征政策來激活這部分勞務稅的創富活力，遠比收一些看得見的錢更為意義深遠。

再說，時移世易，稅法的穩定性總是相對的。在CPI和個人所得發生深刻變局的今天，在聚力發展和民生亟待送暖的當下，正視勞務稅的“不合時宜性”，就像正視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疏漏一樣，事關權益落地、拷問著公共治理。

良法，才是善治之前提。全國性法規也好，地發性條例也罷，類似37年未變的勞務稅，確實該到了梳理并轉身的時刻了。借著2017年兩會的東風，倒不妨建議各級立法部門集中梳理一下與民生相關的各類標準，因應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局，關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遠景，該調研的及早調研，該調整的早日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