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國家中心城市是部分省市代表熱議的一個話題。

　　3月9日，李克強總理來到陜西代表團，與代表共同審議報告。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在發言時提出，目前，國家明確了8個國家中心城市，沒有一個位于占國土面積近三分之一的西北地區，建議國家將西安列入國家中心城市，帶動引領西北的發展。

　　對此，李克強回應說，“陜西是過去西北局的所在地，大秦帝國也是從關中起來的。你們研究一下，可以考慮，如果銜接好，給國務院專門寫報告，盡可能給予支持。把西安作為西北的龍頭，揚起來。”

　　總理的這一表態，給了西安代表極大的鼓舞。據《西安晚報》披露，當天下午，國家發改委由副秘書長帶隊，17個司局的相關領導就來到陜西代表團召開對接會，現場收集建議清單，征求代表意見。

　　在對接會上，國家發改委回應說，西安已經具備條件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目前正在編制關中城市群規劃，其中對西安的城市定位做了描述，批復后會把西安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

　　熱議國家中心城市的，還有河南、湖北、四川、湖南等有城市入圍或有望入圍省市的代表。

　　“鄭州是中國的中心，既是河南的省會，也是天地之中。”全國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凌解放）在發言中說，在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可以對周邊城市起到極大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周邊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僅可以帶動河南省的進一步發展，而且可以對全國乃至全世界發揮出更為強大的區位優勢和吸引力。

　　據河南當地媒體調查，在50歲以下人群中，“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是最關心的兩會話題，超過了創業、互聯網、社會保障等熱詞。

　　難產的城鎮體系規劃

　　國家中心城市的正式提出，最早是在2005年。當時，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以下簡稱中規院）受建設部（現住建部）委托，在編制《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10年）》過程中，首次使用了這個概念。不過當年并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

　　《全國城鎮體系規劃》是城鄉規劃的綱領性文件，是國家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的綜合空間規劃平臺。依據《城鄉規劃法》，由國務院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定期組織編制該規劃，用于指導省域城鎮體系規劃、城市總體規劃的編制。

　　在那輪編制過程中，中規院認為，應該在城鎮體系的最高位置設立國家中心城市，讓它們在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中心和樞紐作用，并在規劃中把北京、上海、天津、廣州4個大城市確定為首批國家中心城市。

　　但遺憾的是，這個規劃2007年雖然由建設部上報給了國務院，但一直沒有得到批復。

　　2010年，住建部根據城市發展的新形勢，又編制了新一輪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10-2020）》。在那輪規劃中，中規院又在國家中心城市的名單中增加了重慶。當年2月，住建部對外公布了規劃的草案，但與上一輪《全國城鎮體系規劃》一樣，國務院也沒有對其作出批復。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對未來城鎮化的發展路徑、主要目標和戰略任務，提出了明確要求。為了落實這個規劃，2015年，中規院再次啟動了《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16-2030）》的編制工作。

　　中規院副院長李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解釋說，《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是國家對城鎮化發展的一個頂層設計，主要是確定城鎮化的目標和策略，帶有宏觀性、戰略性，而《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16-2030）》則是在按照前者的總目標，具體落實城鎮的空間布局。

　　去年，有媒體披露說，正在編制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16-2030）》將要構建一個“十百千萬”的城鎮體系，即十個國家中心城市、一百個國家特色城市、一千個中小城市和一萬個特色鎮。

　　這一消息公開后，很多城市都表示要爭取進入國家中心城市之列。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沈陽、南京、武漢、長沙、成都、鄭州、杭州、西安、青島、寧波、廈門等都加入了這場競賽。

　　按照計劃，《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16-2030）》應該于2016年完成并上報國務院審批。但至今，該規劃仍未上報國務院。

　　2016年10月29日，中規院原院長李曉江在參加“第13屆中國城市規劃學科發展論壇”時曾對與會者表示，“當前我國在推動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各個部門的規劃打架打得很厲害，我們的工作已經做了大半年了，還沒有到最后結束的時候，這個工作給了我們很大壓力。”

　　記者注意到，在《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16-2030）》編制過程中，2016年4月、12月，國務院先后批復了發改委上報的《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和《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在這兩份文件中，提出支持成都、武漢和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武漢、鄭州成為國家中心城市的途徑，和此前的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慶并不一樣。這五座城市成為國家中心城市的主要文件，是國務院對它們各自城市總體規劃的直接批復。

　　依據《城鄉規劃法》規定，直轄市、省會城市以及國務院確定的城市，其總體規劃必須上報國務院批復。其中，國務院確定的城市一般是指計劃單列市、歷史文化名城、城市人口超過100萬，以及國務院認為重要的城市。

　　去年底，有消息稱，《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16-2030）》最終將確定4個全球城市（北京、廣州、上海、深圳）和11個國家中心城市（天津、重慶、沈陽、南京、武漢、成都、西安、杭州、青島、鄭州、廈門）。

　　“這只是眾多備選方案中的一種，并不是最終方案。”一位接近規劃編制的知情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規劃的編制已基本完成，但由于各部委意見不統一，仍處于討論階段。

　　今年兩會期間，住建部部長陳政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國家已陸續定位了多個國家中心城市，下一步還將繼續推進，還會產生新的國家中心城市，但具體數量目前還沒有確定。

　　“要帶動周邊發展”

　　國家中心城市處于城鎮體系的最高層級，也被稱為塔尖城市。

　　按照中規院的設想，國家中心城市對外要具有相當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能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競爭，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對內則是經濟活動和資源配置的中樞，是國家綜合交通和信息網絡的樞紐，是科教、文化和創新中心，具備引領、輻射和集散功能。

　　中規院為什么要提出國家中心城市這個概念？李曉江曾解釋說，他們在研究中發現，國家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城市的競爭，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有非常發達的中心城市，這些中心城市的作用往往超出了區域和國土。

　　“比如紐約、倫敦、巴黎，它們在國際金融、貿易等方面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全球都有重要的影響力。”李曉江說，“中國是不是也要建設一批在國家和區域擁有強大的輻射帶動能力的中心城市，能代表國家參與到國際競爭中去，由此提出了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概念。”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綜合室主任賈若祥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一般而言，城市都是在一定區域范圍內投入產出效率比較高的地方，區域性中心城市更是所在經濟區內投入產出效率最高的地方。

　　“通過建設中心城市，可以促進生產要素向重點區域集聚，從而實現此經濟區內生產效率的最大化。”賈若祥說，強化中心城市的龍頭帶動作用，還能促進生產要素在經濟區內的順暢流動，推動國家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的轉變。

　　此外，規劃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也被認為是緩解大城市病的一劑良藥。李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還有20年左右的時間，還有3億人要進城，將來城市如何發展？如何布局？這些都需要有頂層設計。

　　2015年12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重慶出席一個論壇時曾表示，“十三五”期間，將加速發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擔全國性的功能，帶動區域協調發展，形成經濟發展新的增長節點。“中國要解決北京這樣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10個類似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才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劉治彥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認為，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由于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優勢，產生了很強的虹吸效應，區域間的差距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