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經過調查后發現，涉事理財產品的資金流向、合同內容存在諸多問題，這甚至談不上是“飛單”，更確切的說是“假單”。作為涉事方之一的民生銀行，多位專家表示，其要為工作人員的“表見代理”擔責。

　　比起“飛單”，不如說是“假單”

　　事件的起因是民生銀行北京航天橋支行發行了以“非凡”系列XX期命名(也包含其他名稱)的理財產品，并以產品“讓利”轉讓的方式吸引該行客戶。一次偶然事件后，民生銀行北京分行意外發現該產品并不存在。然而，這樣一個年化收益率高達8.4%至9.16%的“并不存在”的保本理財產品，在丑聞爆出之前，竟成功兌付了多筆，且由個人帳戶兌付。

　　劉艷梅(化名)共購買了四次“非凡”系列產品的“轉讓”，前三期都已成功兌付。劉艷梅提供的對賬單顯示，她于2016年6月16日向“轉出方”王靜轉帳了100萬元，9個月后，劉艷梅收到王靜于民生銀行航天橋支行的轉賬金額106萬元，實現了約8%的年化收益率;2016年7月6日，劉艷梅向“轉出方”陳麗健轉賬130萬元，6個月后，劉艷梅收到陳麗健于民生銀行航天橋支行的轉賬金額135.85萬元，實現了約9%的年化收益率，這兩筆投資均得到了承諾的收益。

　　多位成功兌付的投資者向央廣網記者證實，不僅用于投資的資金劃給了私人賬戶，而且到期后的兌付資金也來自于私人賬戶。即轉讓款由“新投資者”直接打給“原投資者”的個人賬戶，兌付款由“原投資者”直接打給“新投資者”的個人賬戶。轉讓協議中，除了轉讓方、受讓方分別簽字外，還蓋有“中國民生銀行航天橋支行儲蓄業務”的公章。

　　“私人賬戶的兌付充分說明，這款理財產品不是銀行發售的。”北京安理律師事務所律師包華表示，產品的轉讓方式得到了產品發售金融機構的認可，做了相應的登記，投資者把資金轉給“轉出人”的個人賬戶，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金融產品實際最終的兌付人肯定不是自然人，而應該是銀行等金融機構。

　　“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即產品還是在轉出人手中，出于某些情況的考慮，雙方私下進行了約定，但這也并非規范的理財產品交易流程。”包華表示，比起媒體報道所用的“飛單”一詞，“假單”似乎更合適此次事件，“飛單只是銀行工作人員利用投資者對銀行的信任，賣不屬于銀行自己的理財產品，而此次事件中的，從資金流向上可判斷理財產品是虛假的。”

　　與之前報道的案例不同，劉艷梅并不是眾多投資人所在的鯨鉆高爾夫俱樂部的成員，且劉艷梅簽署的“非凡”系列起投金額均是300萬，而劉艷梅幾乎每次的投資額都在100萬左右。

　　此外，該理財產品被定義為保本浮動收益型，在《理財產品協議書》中有條款指明，“銀行保證客戶理財本金不受損失。”然而，關于本金如何保證，收益如何取得，合同中卻并沒有提及。在理財產品的說明中，投資范圍及投資資產種類既包括了存款、債券、債券回購、貨幣市場基金等貨幣市場工具，也包括債券類資產、權益類資產等。對于“各投資資產種類的投資比例”，合同也沒有注明。對此，包華表示，“按投資領域看，不能承諾保本”。

　　民生銀行需為“表見代理”擔責

　　“產品是客戶經理介紹的，合同是在銀行理財室簽署的，資金是在銀行柜臺上劃走的。”投資人黃先生表示，這幾點讓他們堅信了該產品就是民生銀行發售的。對此，包華表示，銀行工作人員和工作現場等相關條件的配合，從“表見代理”的角度來說，都顯示著此事跟民生銀行有直接的關聯，銀行需要承擔責任。

　　關于“表見代理”，在合同法第49條中有明確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凱湘解釋說，銀行負責人及工作人員銷售理財產品,投資者在銀行經營場所購買、加蓋公章等客觀因素符合法律規定的表見代理特征,購買者相信航天橋支行行長張穎的銷售行為,認可支行行長的代理人身份,相對人有理由認為張穎的行為代表民生銀行。

　　劉凱湘表示,張穎的行為屬于表見代理,而且由于作為民生銀行支行的航天橋支行只是民生銀行的分支機構,不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因此,張穎行為的后果應由其委托人即民生銀行總行承擔。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王涌也認為,張穎的行為屬于表見代理,同時也有侵權的成分。

　　民生銀行發布最新公告稱將最大限度保護客戶資金安全,并依法承擔相關責任。然而這樣的假單又是怎么躲避監管得以長時間存在的?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