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互聯網金融監管”成2018年基調

• 2018年8月3日 ZhangHongYuan來源：《財經》雜志 90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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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3年版能源金融產業園區定位規劃及招商策略咨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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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務監管越來越強調“持證經營”，在這一基礎之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監管機構從未對不同資本性質經營金融業務進行限制，而是在逐步明確不同主體的展業規則和邊界。

《辦法》首先用具體規定回應了現行法律制度關于“非法”公開集資行為的爭議：限制個人和企業通過網貸平臺融資的額度上限，其中個人在單一平臺融資余額不超過20萬元、多平臺累計則不超過100萬元;企業在單一平臺融資余額不超過100萬元，多平臺累計則不超過500萬元。

這既是與《刑法》有關“非法集資”的入罪標準銜接、確保法律制度的統一和協調，也是中國法視野下、特定條件下對個體公開融資行為的“小額豁免”，將網貸業務的邊界限定在了小微融資。

至于57號文所禁止的“超級債權人”模式即超級債權人的“債權轉讓行為”，其基本操作為：某平臺的實際控制人或關聯方(即“超級債權人”)通過線下的方式先與出借人達成出借交易，超級債權人把出借形成的債權通過網絡借貸平臺向普通投資人進行轉讓，轉讓完成后的回收款項再進行出借，如此不斷循環。超級債權人模式所涉及的金額往往巨大，直接違背了《辦法》確立的“小額豁免”原則。

同時，網貸平臺普通出借人的主要收入來源為薪資收入，借款利息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例非常小，且有其本職工作，出借行為是偶發性而非經常性。而“超級債權人”、非法放貸平臺放貸行為“重復發生”、“規模巨大”、“放貸收入構成其主要收入來源”。

兩相對比，放貸行為發生的頻率、涉及的規模和金額、放貸行為收入是否構成放貸主體的主要收入來源，正是民商法下“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的核心區別，也決定了兩種行為在行政管理和法律評價上截然不同的結果：民事出借行為屬私法自治領域，法不禁止即可為;經營性的出借行為屬受監管的金融行為，出借主體執行嚴格的監管準入，需取得相應資質方可經營。銀保監會2018年4月《關于規范民間借貸行為 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有關事項的通知》亦明確指出“未經有權機關依法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設立從事或者主要從事發放貸款業務的機構或以發放貸款為日常業務活動”。

在《辦法》出臺前，有的網貸平臺基于出借人和借款人資金交易便利的需要，以自身名義設立“充值賬戶”，用于出借人交易資金的充值，并待借款交易達成后再將交易資金劃入借款人賬戶。

這種行為，在法理上具有“公開性”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特征，同時也產生了這些資金被平臺挪用的風險。因此，監管要求平臺實施銀行資金存管制度，要求用戶的資金行為全部在銀行完成，確保網貸平臺無法碰觸與挪用用戶資金。

從互聯網資管以及個體網絡借貸的法理解析，可以看出監管政策出臺的前后邏輯環環相扣。

在網貸備案延期、互聯網資管展開整治的背景下，對于未來可能的行業發展趨勢，需要從法律角度思考的是：

1. 所謂的“金融創新”，是否創造了真正的社會價值，還是僅僅增大了融資成本、增加了交易環節、產生了更多層層嵌套難以看清的風險?

2. 從交易本質出發，互金從業機構的行為是否介入了資金交易環節?從事的是否是需要特許方可進行的行為?

3. 對于需要特許方可進行的行為，從業機構是否已取得了相應的資質?

互聯網金融在中國獲得飛速發展，也帶來巨大的社會效應及經濟效應;監管機構的監管思路也在逐漸清晰，什么能做，什么鼓勵做，什么一定不能做，開始有了明確規范。下一步期待更精細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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