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24年手動液壓拖扳車市場發展現狀調查及供需格局分析預測報告
隨著手動液壓拖扳車行業競爭的不斷加劇,大型企業間并購整合與資本運作日趨頻繁,國內外優秀的手動液壓拖扳車企業愈來愈重視對行業市場的分析研究,特別是對當前市場環境和客戶需求趨勢變化的深...
2019年起,你的社保將有一個大變化,那就是社保費將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
社保費明年起由稅務部門征收
2019年起,你的社保將有一個大變化,那就是社保費將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明確從2019年1月1日起,將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險費等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
根據國內最大的社保第三方專業機構51社保發布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7》,社保繳費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僅占24.1%。低繳社保費甚至成為業內公開的“秘密”。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汪德華表示,據其粗略測算,新政策至少將增加企業30%成本。他建議,給予不合規企業一定的過渡期,繼續執行降費率政策,同時逐步實現全國繳費基數、費率的統一,并多渠道增加社保基金收入以維持其可持續性。
人社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5項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合計67154億元,比上年增加13592億元,增長25.4%。
此次改革力度之大,讓不少人感嘆“社保最嚴征管時代”來了。這會對群眾和企業產生什么影響?
社保征收:從分散到統一
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表示,過去社保多部門征收的局面有其歷史和政策原因。
根據國務院1999年出臺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規定,社會保險費的征收機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可以由稅務機關征收,也可以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按照國務院規定設立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征收。
2011年正式實施的《社會保險法》依然沒有明確規定社保費的統一征收機構,只籠統提出,“社會保險費實行統一征收,實施步驟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因此,此前各地社保費的征收機構并不一致,有的地方是由稅務部門來征收,有的是由社保部門來征收。
“稅務部門統一征收社保費,提高了征繳力度,有利于將社會保險費基向個人所得稅的稅基靠攏,解決長期存在的費基不實的問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執行研究員張盈華認為,稅務部門的強制性還有助于落實《社會保險法》第六十三條對于欠繳社保費的罰則,規范市場主體的社保繳費行為。
根據我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管理暫行辦法》規定,職工本人以上一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資為個人繳費工資基數,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基數為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但由于征繳機構的混亂,使得稅務部門監管力度不夠,而社保經辦機構審查能力不足,促使很多企業基于利潤最大化原則,少報、瞞報職工總數或工資,使得實際繳費基數遠遠低于統計繳費基數。根據已公布的數據,大量企業實際繳費基數與統計繳費基數存在的差額普遍處于70%左右,少量地市比例低于50%,甚至低至35%。
當前企業單位的繳費收入仍然占據了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的60%,仍然是社保基金繳費的中堅力量,費基不實則會侵蝕我國本就緊張的社保基金數額,放大社保虧空的風險,不利于社保制度的穩定。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發現,社保征收機構的單一性與社保費的征收效率和資金利用率有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所以統一征收從實證角度看是勢在必行。
此前,社保費的征收被劃分為稅務部門職責之外,他們僅僅起第三方監督的作用,社保經辦機構又沒有足夠的精力與資源去核查,因此出現監管的漏洞,影響了社保征管工作協調和效率,增加了基金管理復雜程度和勞動力跨省轉移難度。但變為統征時,社保費的征繳變成稅務部門份內之事,重視程度必然提升。這樣做還能形成稅務部門征收、財政部門管理、社保部門支出、審計部門監督的制約網絡,有利于保證社保基金安全,會為社保全國統籌打下基礎,未來若要將社保費改為社保稅也很容易。
到手工資可能下降:怎么讓群眾吃“定心丸”?
根據《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管理暫行辦法》,本人月平均工資低于當地職工平均工資60%的,按當地職工月平均工資的60%繳費;超過當地職工平均工資300%的,按當地職工月平均工資的300%繳費。一般來說,工資越高、社保的繳費基數也就越高,反之亦然,但繳費基數是存在上限和下限的。
目前,已有多地調整社保繳費基數標準的上、下限。其中,北京、上海兩地社保繳費基數上限均已突破2萬元,并位居前兩位。天津市社保繳費基數最低標準從去年的3159元提高至3364元,最高標準由去年的15795元提高至16821元。上海市職工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上、下限分別調整為21396元和4279元。
社保費不按時足額繳納,是當前很多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潛規則”。舉例來看,員工每月實際工資有1萬元,但企業卻按照社保繳費下限5000元來申報和繳納社保費。這樣個人到手的工資雖然變多,但從長遠來看退休后拿到的養老金會變少。而社保費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以后,員工和單位得按照實際工資10000元交社保。這樣一來,雖然員工和企業當期繳納的社保費會變多,拿到手的工資會變少,但長遠來看對員工是劃算的,將大大增加其社保權益。不過,雖然在未來養老金方面,能給勞動者一個更有力保障,但也會有人“不理解”,會擔心“以后能否受益”。可見,有關部門要多算一算賬,加強宣傳,讓群眾吃下“定心丸”。
高估的“平均工資”:解決中小企業困境
中國農業大學會計系副教授葛長銀近日表示,社保新政如果不對中小企業“網開一面”,近幾年為中小企業降稅減負的成果或會“抵消”。
“交不起社保費用的企業應該是大多數,這也是由中小企業微薄的利潤空間決定的。因此,目前統一按社會平均工資計繳社保費用的現行制度急需改革。企業交不起社保費用,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保費用計繳基數社會平均工資遠遠高于企業員工的工資水平。”葛長銀說。
據北京市統計局資料,2017年全市職工平均工資為101599元,月平均工資為8467元。從企業所有制看,北京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131700元,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70738元,兩者相差60962元,非私營單位比私營單位的平均工資高出86.2%。
如果再細分行業,可以看到,2017年北京市城鎮非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年薪為253637元,城鎮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僅為40210元,前者是后者的6.3倍。此外,這些差別還沒有體現個體收入差距,比如金融企業高管300萬年薪和農業企業普通員工3萬年收入之間的“天壤之別”。還有一點很重要——目前的社會平均工資沒有將低收入人群統計進去。
2015年6月,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曾公開表示,社會工資的統計范圍是規模以上企業人員的平均工資,低收入人群的工資并沒有納入進去。如果低收入人群的工資沒有統計進去,那平均工資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平均工資,有虛高成分。而一個國家政策制定的依據恰恰需要基于企業實際情況,尤其是要保護為我國經濟和就業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小企業。
在《關于統一2018年度各項社會保險繳費工資基數和繳費金額的通知》中,北京市對低收入員工的社保計算做了微調: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職工繳費基數下限按照北京市2017年職工月平均工資的40%,也即3387元/月來確定;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職工,繳費基數下限按照北京市2017年職工月平均工資的60%,即5080元/月確定。
根據《關于調整北京市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規定“我市最低工資標準每月不低于2000元”。那么剛超過最低工資標準的群體,或低于繳費基數下限的群體如何交社保?能否交得起?如果基層稅務機關在征收社保費用時依法行事,就會產生新問題。
葛長銀建議,可以在目前計繳社保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最低基數。既然高收入群體對上翻三倍,按當地職工月平均工資300%的上限繳費,那么對低收入人群,也可以“打三折”,按當地職工月平均工資30%的下限繳費,以適用廣大中小企業的社保計繳。也可以按當地行業的平均工資計繳中小企業員工的社保,下限可以定在當地行業職工月平均工資60%。或者對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按員工個人上年取得的平均工資計繳。
“無論如何,關鍵是實事求是地確定各地中小企業社保繳費基數下限,讓企業交得起。”葛長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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