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周年：農村改革大事記與回顧

• 2018年12月7日 WangYu來源：中國興農網 130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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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機遇與挑戰中把握有機農業行業趨勢，才能從中取勢得到更好的發展！

  在一個供大于求的需求經濟時代，企業成功的關鍵就在于，是否能夠在需求尚未形成之時就牢牢地鎖定并捕捉到它。那些成功的公司往往都會傾盡畢生的精力及資源搜尋產業的當前需求、潛在需求以及新的...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珠三角地區悄然開始了一場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90年代中期，北京市也開始了相關改革實踐。這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最初探索。

隨體賦形

鋪陳斑斕絢麗的色塊——

千村千面，全國各地探索產權制度改革的步伐從未停止，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標準模式能夠“一改解千愁”。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在遵循中央定下的總基調、總原則前提下，各地探索出了豐富多彩的改革路徑。

農村情況千差萬別，改革也不會要求齊步走。針對不同的村社特點，改革重點也不同：對上海等地經營性資產較多的城中村、城郊村，重點解決成員邊界不清、資產家底不明的問題，明晰產權關系，量化資產股份;對于更多的資產較少或沒有資產的純農業村，重點核查確認“四荒地”、機動地等未確權到戶的資產，盤活閑置資源，發展股份合作;對沒有資產的貧困村，著力提高財政扶貧資金使用效益，創新股權設置和收益分配辦法，優先用于貧困戶脫貧。

“村里就那么幾萬塊錢的收入，有什么可改的?”

“現在村里運行挺好的，會不會改亂了?”“改來改去，是不是又搞形式主義，打什么歪主意?”

與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集體資產情況不同，安徽天長市地處中部地區，村集體經濟總量小，收入少，不起眼。面對改革，村鎮干部和群眾提出了質疑。

這種情況下怎么改?“對我們來說，有參考資料，沒有標準答案。”天長市農委主任葉恒田對記者講述了改革的過程，“我們按照成員身份復雜、有一定規模經營性資產、兩委班子能力較強的標準，選擇3個村先行先試，嚴把清產核資、成員確認和股權設置‘三關’。難度大的村成功了，其他村就好辦了。然后再把3個村的經驗做成工具包，供全市各村借鑒，全面完成改革任務只用了3個月的時間。全市151個村做到了改革全覆蓋、不留白。”

天長市在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中，總結出盤活資產、開發資源、資本運作、服務創收四類增收模式。而在地處西部的貴州省六盤水市，也走出了一條開發資源性資產，盤活山、水、勞動力資源的改革之路。當地人眼中的窮山惡水，正是外人眼中的青山綠水。六盤水通過“資源變資產、農民變股東、資金變股金”的三變改革，把扶貧資金變成農民入股的股金，吸引外來資金入股，發展一二三產業融合，讓深山里的農民脫貧。

發達地區發達的理由千萬條，有一條是集體經濟本身發達;不發達地區不發達的理由千萬條，沒有集體經濟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通過改革壯大集體經濟，增強農民的獲得感，這是各地改革一致的目標。然而，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比如廣東省農村集體資產占全國的1/6，去年各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紅達209.8億元，而更多地區的農村，還沒有實現集體收益分紅。這些，都決定著每個地區、甚至每個村壯大集體經濟的路徑，必須做到量體裁衣、符合實際。

在2018年6月19日農業農村部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綜合各地改革經驗，概括總結了四條主要路徑：一是利用沒有承包到戶的集體“四荒”地、果園、養殖水面等資源，集中開發或者通過公開招標等方式發展現代農業項目;二是利用人文或生態資源優勢跟社會資本合作，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三是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利用閑置的各類房產設施、集體建設用地發展租賃物業;四是整合政府的幫扶資金等，通過入股或者參股一些企業、村企聯建共建等多種形式來增加集體收入。這種形式在脫貧攻堅中比較多。

賦予農民更充分的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是壯大集體經濟、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有效途徑。按照中央要求，要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等6項權能。目前占有、收益權能已經得到較好體現，但有償退出、抵押、擔保、繼承等權能仍不夠明確。各地也有不同的探索。

對于有償退出和繼承權，北京大興區、天津寶坻區、上海閔行區等地按照中央要求，現階段都將股權退出限制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浙江德清縣規定，單個成員轉讓股份、受讓人所持股份都不能超過集體股份總數的3%，防止“一股獨大”;集體贖回股權須滿足貨幣資金占總資產10%以上，且近3年經營性收入年均增幅超過5%，避免抽空集體資金。

在抵押、擔保權能探索中，天長市創設出“農權貸”融資產品，將農民的集體資產股權與承包土地經營權捆綁抵押，最高可獲得股權對應資產價值8倍的貸款;北京大興區規定，借款人不能在規定期限償還貸款時，可以先由擔保公司代為償還，擔保公司有權就股權收益優先受償。

股份權能的完善，建立起集體與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增加了農民財產性收入，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融資難問題。

精雕細琢

下足精益求精的功夫——

清產核資、成員認定、股權量化，改革過程是否規范合理、公平公正，關涉到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凡是改得好、改得順利的地方，一定是改革民主公開、制度設計科學合理、集體資產規范透明，得到了廣大農民擁護的地方。

2018年年初，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西聯社區黨支部書記徐灶榮非常高興，因為村里兩個掛牌招標項目收益令人“驚喜”。

一塊地到期招租，原本承包款約4萬元，經到鎮“三資”交易平臺交易，年租金達到82863元，相當于收入翻了一番。

一個是村前道路修復工程，核算造價約77.6萬元，經鎮“三資”交易平臺交易，項目中標價67萬元，相當于核算節省了10多萬元。

這得益于南海區建立的集體資產管理交易、集體經濟財務監管和股權管理交易“三平臺”，實現了“統一平臺、管理動態、交易陽光、監控實時、信息共享”的“三資”管理新模式。

“村民對每一宗資產交易都了如指掌，村民明白了，干部清白了。”南海區桂城街道辦東約經聯社社長曾志榮說，“以前出租土地，就是熟人之間相互告知，最多在居委會門口張貼信息。現在信息上平臺后，關注的人更多，競爭也更加激烈，土地就能真正體現出市場價值。”

“集體資產管理規范，村民收入翻番。”在廣東省，多地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都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廣東省東莞市在全國率先開發建設首款專門針對農村“三資”監管服務領域的手機APP移動應用——“東莞村財”APP。APP界面上，村里的財務公開數據、資產合同臺賬一目了然，村民還能通過APP參與重大事項表決。

實現集體資產的規范管理，開展清產核資是一項基礎性工作。這是保護農民財產權益的客觀要求，也是加強集體資產管理的關鍵舉措。韓俊說，農村的集體資產包括三類：一是資源性資產;二是非經營性資產，比如學校、衛生所、敬老院等;三是經營性資產。要對這三類資產分類登記，建立集體資產管理臺賬，保護好資源性資產，管護好非經營性資產，盤活用好經營性資產。

中央提出，到2019年底基本完成清產核資工作。目前準備階段已完成，全國鄉鎮、村、組各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正在開展清查核實資產，填寫登記報表，逐級審核上報。

家底摸清后，誰有資格享有?還必須明確集體組織成員身份。因為涉及人數龐大，關系復雜，沒有一條萬能的改革路徑。因此，中央提出的總體原則是“尊重歷史，兼顧現實，程序規范，群眾認可”。成員身份確認既要得到多數人認可，又要防止多數人侵犯少數人權益，切實保護婦女合法權益。

在實踐中，黑龍江方正縣、西藏曲水縣、新疆沙灣縣等多地出臺指導意見，在縣域范圍內統一確認時點、明確基本條件、規范工作程序，群眾民主協商決定成員身份確認標準，并經群眾簽字畫押后張榜公示。福建閩侯縣對50種人員身份確認情形作出具體規定，并提煉出“確認程序和標準要合法”“成員身份和生活保障要唯一”“無保障人員身份確認要寬容”三項原則。

實踐證明，在地方黨委政府的指導下，成員身份確認的各種特殊情形和難點問題是可以通過群眾民主協商解決的。

未有窮盡

改革永遠在路上——

三批試點壓茬推進，以點帶面全面鋪開。隨著改革的深入，相關法律問題日益顯現。即便在完成改革任務的地區，人員結構的變動、集體經濟的壯大等又在不斷提出新的課題。改革永遠在路上。

以2016年《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出臺為分界，改革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之前的30多年里，處于地方探索和中央試點階段;《意見》的出臺明確了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標志著改革進入全面打響的新階段。2019年底全面完成清產核資，2021年底全面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這塊農村改革深水區的硬骨頭，正在一點點被啃下。

韓俊說，開展試點是我們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法。為了推進這項改革。目前組織了三批試點：

第一批試點是2015年在29個縣(市、區)開展的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重點探索保障農民集體組織成員權利、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去年年底已經完成。

第二批試點是2017年農業部、中央農辦確定在100個縣開展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試點周期兩年，內容包括全面開展清產核資，加強集體資產財務管理，確認集體成員身份，推進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等，要求更加全面。

第三批試點是今年農業農村部新確定的吉林、江蘇、山東3個整省試點，50個地級市開展整市試點，150個縣開展整縣試點。

三批試點壓茬推進、逐步深化，共涉及縣級行政單位1000個左右。三批試點正是“先行試點，逐步擴面”的具體體現。

隨著改革的深入，越來越多的村和村民小組建立起集體經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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