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員評論文章：農村改革40周年

• 2018年12月8日 WangYu來源：中國農業網 1137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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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升級提升競爭力，行業轉型增強優勢，有機農業行業企業如何選擇？

  在一個供大于求的需求經濟時代，企業成功的關鍵就在于，是否能夠在需求尚未形成之時就牢牢地鎖定并捕捉到它。那些成功的公司往往都會傾盡畢生的精力及資源搜尋產業的當前需求、潛在需求以及新的...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口增長了4.2億，人均糧食產量增加100多公斤。中國農業很好地養活了所有中國人。中國用全球僅5%的水資源，8%的耕地，養活了20%的人口。中國農村減貧7.4億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70%……

一、農村改革的突破

小崗村的這個案例表明，在當時的中國，引發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的條件正在成熟：剛剛走出“文革”十年動亂的黨和人民都在進行深入思考，不僅思考如何對被“文革”搞亂了的理論、思想、觀念實行撥亂反正，更在思考中國今后應當形成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才能走上一條既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又加快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富裕的道路。黨中央在思考如何對國家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進行調整和改革，農民在思考怎樣改變集體經濟組織中人人都“吃大鍋飯”的經營體制，使自己被抑制的生產積極性能夠充分發揮出來，至少使自己能夠吃得飽飯。

在1978年這個關系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歷史轉折關頭，尋求經濟體制上的突破、尋求具體的改革突破口，成了全黨全國人民共同關注的焦點。這一重任歷史性的落在了中國農民的肩頭。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農業既是計劃經濟體制中相對薄弱的環節，也是制約人民生活改善、國家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為此，在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才有了被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國家當時的要求是，在采取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加快農業發展的基礎上，要求農民按規定的價格向國家交售一定數量的糧食和其他重要農產品，以滿足國計民生的最基本需求。而農民在歡迎國家出臺扶持農業新政策的同時，則希望國家在要求農民履行這一義務的同時，也允許農民在農業的具體經營形式上有更大的自主選擇權。這就是小崗村農民在選擇“大包干”時所承諾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才是自己的”分配辦法。這三句話，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為是農民向國家提出的“贖買”要求：以保證“交夠國家、留足集體”的為前提，換取一個將農業的集體統一經營改為家庭承包經營的體制。坦率說，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也找不出比這更好的能夠調動農民積極性的辦法。于是，黨中央和廣大農民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達成了一致：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我國農村基礎性制度，以及保證完成國家對重要農產品收購計劃的前提下，允許尋找能夠更加充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更加符合農業生產自身規律、更加符合中國國情和農村實際情況的農業經營形式。正因為如此，在那個充滿激情的年代里，由小崗村點燃的改革星火才能迅速燎原、漫卷全國農村，而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也被就此打開!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紀要》指出：“截至目前，全國農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建立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工作，獲得如此迅速的進展，反映了億萬農民要求按照中國農村的實際狀況來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強烈愿望。生產責任制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體經濟中長期存在的‘吃大鍋飯’的弊端，而且通過勞動組織、計酬方法等環節的改進，帶動了生產關系的部分調整，糾正了長期存在的管理過分集中、經營方式過于單一的缺點，使之更加適合于我國農村的經濟狀況。”“各級黨的領導應向干部和群眾進行宣傳解釋，說明：我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是長期不變的，集體經濟要建立生產責任制也是長期不變的。”時隔一年后的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這個文件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普遍實行了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而聯產承包制又越來越成為主要形式。聯產承包制采取了統一經營與分散經營相結合的原則，使集體優越性和個人積極性同時得到發揮。這一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必將使農業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具體道路更加符合我國的實際。這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在短短的三、四年時間中，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就在全國農村基本替代了原先那種集體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的農業經營體制。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有如此巨大的神威呢?說到底就是兩條：一是黨心和民心的高度融合。黨和人民都已經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只有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調動億萬群眾的生產積極性，讓社會財富充分涌流，讓廣大群眾共同富裕，才能實現讓人民都過上幸福生活這個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初衷。二是家庭承包經營這個體制，在促進增產增收上以事實勝于雄辯的力量在為自己不斷開辟新的擴展空間。農民為了追求自己更加美好的生活，甘愿承擔風險也下決心要打破“吃大鍋飯”的體制;黨中央在深刻分析歷史經驗教訓的同時，也在努力從農民的創造中吸取著觀念轉變和實踐創新的改革養份，使農村政策更加符合實際、符合農民意愿。而從1979年到1982年的這4年中，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從6095億斤增長到了7090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長到了270元，這樣的增產增收效果，使得家庭承包經營的新體制盡管面對各種爭議，但仍足以站穩腳跟并贏得越來越多人的信服。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農村改革是從調整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開啟的。”這里講的調整，指的就是將集體土地由集體統一經營調整為由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因此，也可以說，農村改革首先是從改變人民公社制度下的農業經營體制取得突破的。這一突破，實際上打破了農村集體土地只能由集體實行統一經營的僵化認識和體制，它使人們認識到，在不改變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可以找到多種多樣更加有效的具體經營形式。應當說，農村改革的這一重大突破，對于黨和政府形成推進整個經濟領域體制改革的最初思路，發揮了重要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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