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員評論文章：農村改革40周年

• 2018年12月8日 WangYu來源：中國農業網 1137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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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升級提升競爭力，行業轉型增強優勢，有機農業行業企業如何選擇？

  在一個供大于求的需求經濟時代，企業成功的關鍵就在于，是否能夠在需求尚未形成之時就牢牢地鎖定并捕捉到它。那些成功的公司往往都會傾盡畢生的精力及資源搜尋產業的當前需求、潛在需求以及新的...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口增長了4.2億，人均糧食產量增加100多公斤。中國農業很好地養活了所有中國人。中國用全球僅5%的水資源，8%的耕地，養活了20%的人口。中國農村減貧7.4億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70%……

三、農村改革的啟示

農村改革之所以能夠在全局改革中率先突破、首戰告捷，值得記取的啟示很多，其中有四條尤為重要。

一是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恢復了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小崗村18戶農民在為實行“包干到戶”所簽下的那份契約中，真切地反映出了他們當時的最大擔憂，那就是怕上級黨組織和政府不僅不讓他們搞“包干到戶”、而且還可能把他們的帶頭人抓去坐牢!農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擔憂，是因為確實有過這樣的歷史教訓。但農民的擔憂最終并沒有降臨。這是因為在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的痛定思痛，黨不僅徹底否定了被“文革”搞亂了的諸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之類的荒唐邏輯，而且也在反思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后，黨的思想路線和工作重心正確與否。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進入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1979年起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集中精力使目前還很落后的農業盡快得到迅速發展，因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高速度發展是保證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條件。”這段話所傳遞的最重要信息，就是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變，從以往的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而推動黨的工作重心實現這個歷史性轉變的動力，就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決定》指出：我們“一定要正確地認識和處理農村以及全國范圍的階級斗爭，正確地進行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教育，防止‘左’傾的復活。農業合作化以后，我國農村中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但敵視社會主義、堅持資本主義的階級敵人，只占人口中的極少數。因此，忽視和夸大階級斗爭，都是錯誤的。我們要打擊的，只是確實存在的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隨心所欲地搞擴大化，傷害好人。長期的斗爭實際證明，我國廣大農民是堅決擁護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斗爭中，我們要更好地依靠和發揮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在這里，尤其必須首先分清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社隊的多種經營是社會主義經濟，社員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正當補充，決不允許把它們當作資本主義經濟來批判和取締。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決不允許把它當作資本主義原則來反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適合于我國目前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不允許任意改變，搞所謂‘窮過渡’。”從這些話里就不難讀懂，雖然這個《決定》并沒有允許搞“包產到戶”，但對于農民已經自發搞了“包產到戶”甚至“包干到戶”的，為什么也沒有去強行壓制和糾正?因為當時農村政策的聚焦點，“就是要集中精力使目前還很落后的農業盡快得到迅速發展”，因此黨中央對于農民在農業具體經營形式的探索上，堅持了“不爭論、允許試，讓實踐來檢驗”的原則。

正像這個《決定》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一定要持續地、穩定地執行黨在農村現階段的各項政策。經過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切不可輕易改變，以至于失信于民，挫傷農民的積極性。同時，對那些不利于發揮農民生產積極性，不利于發展農業生產力的錯誤政策，必須加以修改和糾正。”1980年5月31日，在距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一年半之后，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講了這樣的話：“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實踐證明，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能牢牢把握發展生產力這個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才能尊重農民群眾的創造，實現農村改革的重大突破。

二、明確了黨和政府對待農民的基本準則。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從我國農業現狀看，農村生產力水平很低，農民生活很苦，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很薄弱，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優越性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因此，我們必須著重在最近兩三年內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快農業發展，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對當時農業現狀實事求是的分析判斷，來自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新中國建立以后的農業政策，得罪農民之處主要在兩大方面，一是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變化太快、管理過于集中、形式過于單一，導致了“吃大鍋飯”的體制;二是對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實行由國家定價的統一收購制度，價格定得過低，給農民留的糧食過少，使農民生活很苦。對第一個問題，鄧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講話中指出：“有人說，過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這個意見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比如農業合作化，一兩年一個高潮，一種組織形式，還沒來得及鞏固，很快又變了。從初級社合作化到普遍辦高級社就是如此，如果穩步推進，鞏固一段時間再發展，就可能搞得好一些。1958年大躍進時，高級社還不鞏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結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有些地方把原來規模比較合適的生產隊，硬分成幾個規模很小的生產隊。而另一些地方搞并隊，又把生產隊的規模搞得過大。實踐證明這樣并不好。”

對第二個問題，在這個《決定》中出臺的新政策，實際上就意味著開始糾正以往的過失：“糧食統購價格從1979年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50%。棉花、油料、畜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等的收購價格，也要分別情況，逐步作相應提高。農業機械、化肥、農藥、農用塑料等農用工業品，在降低成本的基礎上降低出廠價格和銷售價格，在1979年至1980年降低10%到15%，把降低成本的好處基本上給農民。”“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全國糧食征購指標繼續穩定在1971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礎上，并且從1979年起減少統購50億斤，以利于減輕農民負擔，發展生產。水稻地區口糧在400斤以下的，雜糧地區口糧在300斤以下的一律免購。絕對不許購過頭糧。”之所以能夠出臺這一系列讓農民休養生息的新政策，就是因為黨中央通過認真梳理歷史經驗教訓，總結出了必須正確對待農民的基本準則，這個《決定》明確指出：“確定農業政策和農村經濟政策的首要出發點，是發揮我國八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我們一定要在思想上加強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教育的同時，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離開一定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利，任何階級的任何積極性是不可能自然產生的。我們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發展生產力的需要，就是要看這種政策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此后，黨中央就一直把“保障農民經濟利益，尊重農民民主權利”作為對待農民的基本準則，以此作為制定黨的農業農村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就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了有效的保護和調動。

三、強調遵循客觀規律。在以往的農業農村工作中，之所以會得罪農民、抑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與不尊重客觀規律，過于強調人的主觀愿望和意志不無關系。如不顧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農民意愿過于頻繁地變更生產關系，不顧農業生產的特點搞單一的集體統一經營，隨意剝奪和侵犯人民公社各級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所有權和經營自主權，為了保證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的統一收購而關閉農產品市場等。

針對這些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們一定要加強對農業的合乎客觀實際的領導，切實按照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辦事，按照群眾利益和民主方法辦事，決不能濫用行政命令，決不能搞瞎指揮和不顧復雜情況的‘一刀切’。”而在改革中允許農業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允許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配置農業資源和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允許農村發展包括工業在內的多種經營，允許農村勞動力自主流動、進城務工經商等，應當說都是黨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辦事的結果，而這也是黨領導人民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源泉和實踐基礎。

四、始終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我國農村的基礎性制度。圍繞農村改革這樣一場涉及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深刻變革，雖然產生過爭論，但并沒有引發社會的不安和動蕩，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黨領導農民群眾始終堅持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我國農村的基礎性制度。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農村的基礎性制度。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制度、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即“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基層社會的村民自治制度等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重要制度，都是從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基礎性制度之上生長出來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實質是農業實行家庭經營。而農業的家庭經營古已有之，這對于中國農民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經營形式。但農村改革后實行的農業家庭經營，其創新之處就在于“承包”二字。“承包”二字表明，當代的中國農民是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上實行的家庭經營，它完全不同于歷史上那種在私有土地上的家庭經營。堅持了這一條，就堅持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也就能夠在不斷深化的改革中始終保持著農村乃至整個社會大局的穩定。

站在農村改革四十周年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有理由為已經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也必須清醒認識到，距實現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目標還任重道遠，改革仍在路上，而回顧和總結，只是為了使尚無窮期的改革能夠走得更加蹄急步穩、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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