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款iPhone在中國被禁售后 蘋果在美國又遇挑戰

• 2018年12月17日 ZhangHongYuan來源：綜合 70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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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7款iPhone在中國被禁售后，蘋果公司在美國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戰。

首先，“高通稅”的計算方法并不是以零售價作為基準的。在2015年發改委對于高通的處罰決定書中就寫得很明白，高通的專利授權費是按照批發凈售價，而不是零售價為基準的。什么叫批發凈售價呢?通俗地說，就是通常講的出廠價。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蘋果的產品主要是由代工工廠生產的。高通和蘋果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專利授權關系，它的專利事實上是授權給蘋果的代工工廠的。因此，按照“高通稅”的計算方法，計算的基準應該是手機從代工工廠的出廠價。

其次，“高通稅”的基準是設有上限的。對于批發價超過上限的手機，就按照上限的比例進行收費。例如，2017年高通規定的基準上限是400美元，那么所有批發價超過400美元的手機需要繳納的“高通稅”就是20美元。

根據以上規則，考慮到蘋果的利潤情況，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所謂的“高通稅”并不像有些媒體中理解的那么高。這一點從相關的財務信息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如前所述，2016年蘋果向高通交的授權費是28億美元，而當年蘋果共售出2.16億臺iPhone手機，基本每臺手機都要繳納“高通稅”。照此算來每臺手機的“高通稅”約為13美元，顯然即使是對一些老舊機型，它也不足零售價的5%。

那么，這是不是就說明“高通稅”收低了呢?這倒也未必，至少蘋果不會這么認為，其理由主要在高通的收費方式上。高通是做芯片的，其專利也主要在芯片上，按照直觀的理解，高通的收費就應該按照芯片來算。但在現實中，高通卻是按照整機為單位來收取費用的，這樣操作就可能出現問題。例如，如果蘋果通過改變外觀，或者加裝了一個其他設備，使得手機的出廠價提高了100元，那么根據收費規則，這多出的100元也應該繳納“高通稅”。但在蘋果看來，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這多出的100元和高通的技術并沒有關系。

對于以上觀點，高通也有自己的理由。雖然芯片只是手機的一部分，但手機所有功能的發揮都是和芯片相關的，因此即使是對芯片之外的技術與設備，芯片也起到了提升其使用質量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按照整機收費也有道理。

當然，究竟兩者之間誰的觀點對，誰的觀點錯，“高通稅”到底是高了、低了，還是剛剛好，這其中的問題并不是一句兩句能說清楚的。或許，把它們留給法官和專家去判斷會更好。

禁令的作用

回到本次禁令事件的本身。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此次禁令究竟會對蘋果在中國市場的銷售產生多大的影響。

前幾天，筆者在《新京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認為禁令的作用可能不會太大。理由是，此次禁令涉及的兩個專利都不是核心的通訊專利或硬件專利，而只是軟件專利。而根據一些報道，在將系統升級到iOS　12以上版本后，就可以規避這兩個專利，因此筆者認為禁令對蘋果的影響應該不會太大，蘋果只需讓零售商更新系統就可以將影響減到最小。

那篇評論發出后，有朋友發來了異議。為此，筆者仔細閱讀了福州中院的裁定書，發現此前的認識確實有誤。事實上，這兩項專利其實對iOS　12以上的版本也是有效的，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法院才對機型，而非操作系統發出了禁令。根據這點，禁令中提到的機型或許真的會面臨被下架的可能。如果是這樣，那么蘋果在中國的銷量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響。由于中國是蘋果最大的市場之一，因此其對蘋果造成的打擊將會是比較大的。

不過，這里面還有三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是復議的結果。根據法律規定，在訴中臨時禁令發布后，當事人可以在十天之內提起復議。如果復議推翻了原先的決定，那么禁令就會被推翻。不過，按照慣例，這種情況出現的概率并不會太大。此外，按照規定，在復議期間，禁令并不能解除，因此無論復議結果如何，從理論上講，現在它應該是具有法律意義的。

第二個變數是禁令的執行。相比于禁令本身，其執行的力度其實更為重要。理論上說，在禁令下達后，相關的機型應該馬上停止銷售。但是，究竟如何保證這一點的執行卻是一個問題。從現有的狀況看，各大電商平臺和百貨商場都沒有停止禁令中提及的iPhone機型的銷售。相反，由于“雙十二”等因素的作用，其中部分機型的銷量還出現了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是否能夠有效執行禁令、怎么執行禁令，就成了一個關鍵問題。關于這點，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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