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被譽為“萬能之土”,廣泛應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等領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國列為“關鍵礦產”。生產第一、出口第一、應用第一……我國稀土產業擁有資源與市場兩大優勢。近年來,通過加強資源保護,創新體系建設,我國努力推動稀土產業高質量發展
稀土被譽為“萬能之土”,廣泛應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等領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國列為“關鍵礦產”。生產第一、出口第一、應用第一……我國稀土產業擁有資源與市場兩大優勢。近年來,通過加強資源保護,創新體系建設,我國努力推動稀土產業高質量發展。與此同時,私挖盜采、“黑礦”走私等亂象依然存在,影響稀土資源價值體現。
根據中研普華研究報告《2020-2025年稀土礦行業市場深度分析及發展策略研究報告》分析:
位于內蒙古自治區的白云鄂博礦,是世界公認的最大稀土礦。由于家底長期不清,基礎研究“斷檔”,交易“惡性競爭”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礦長期被當成鐵礦開采,核心技術被“卡脖子”,稀土價格偏離真實價值。
專家建議,應盡快摸清白云鄂博礦家底,補上基礎研究短板,建立統一的國家交易平臺,努力建設稀土強國,助推高質量發展。
稀土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也是不可再生資源。美、日等發達國家也都將稀土列入戰略礦產資源。
內蒙古自治區白云鄂博礦,是全球唯一一個同時包含17種稀土元素的礦。然而,在長達60多年的時間里,這個礦一直被當成鐵礦開采。
中國稀土學會副理事長、白云鄂博稀土資源研究與綜合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楊占峰表示,目前業界所采納的白云鄂博礦稀土儲量數據,仍是20世紀50年代的評估結果。因受限于當時鐵礦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個礦床并未完全探清,鐵礦體外圍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詳細勘探。
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范宏瑞說,起初認為礦體是一個倒扣的碗狀型,后來認為礦體像一口大鐵鍋,但現在發現主礦富含稀土的礦脈,呈兩個“大板子”狀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認為,白云鄂博的稀土,實際上不止目前普遍認為的占我國83.7%的儲量,“它可能超過世界目前探明儲量1.2億噸的總量”。
白云鄂博礦輕稀土儲量巨大是業界共識,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視。“白云鄂博中重稀土雖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總含量高、總儲量大,中重稀土總量仍然是百萬噸級。”北方稀土集團董事長趙殿清說。
此外,內蒙古科技大學白云鄂博礦稀土及鈮資源高效利用實驗室研究發現,白云鄂博礦里作為核工業重要原料的鈮和釷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專家說,由于歷史原因,對白云鄂博礦的開采比較粗放,鐵礦石中所含的其他礦產資源,都隨著選礦廢渣、廢水進入到尾礦庫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礦開采之初,就有“以鐵為主”還是“以稀土為主”的定位之爭。“當時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國家對鋼鐵需求緊迫,于是在1965年確定‘以鐵為主,綜合利用’的方針。”楊占峰說。
不過,自1957年白云鄂博鐵礦正式投產,距今已過去63年,早已超出鐵礦開采的50年設計年限。目前已進入深部露天開采,開采成本越來越高,經濟價值日趨降低,且產能不斷下降。
業界認為,經過60多年的開采,白云鄂博鐵礦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依托白云鄂博礦發展起來的包鋼集團,也在謀求戰略轉型。
“2016年以來,包鋼實施以稀土為重心的戰略轉型,稀土產業規模不斷擴大,2019年稀土營業收入達到180億元。”包鋼集團主要負責人表示,60多年來,包鋼命運始終與共和國建設發展相連,新中國成立之初急需鋼材,包鋼作為首批鋼鐵企業而誕生,如今國內鋼鐵產能已經過剩,包鋼也應積極轉型,尋找新的歷史使命。
楊占峰等認為,隨著鐵礦開采期限的結束,應對白云鄂博礦進行重新定位和再認識,并助力包鋼轉型升級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業領軍企業、全球最優稀土鋼生產基地。
“不能再當鐵去采了。”一位受訪專家坦言,“白云鄂博礦是上天賜給我們的獨特寶庫,在全球空前重視戰略礦產的大背景下,國家有必要組織專家隊伍,重新開展白云鄂博礦地質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礦產價值,提升白云鄂博礦資源戰略地位。”
“隨著全球新的稀土礦床及深海潛在稀土資源的相繼發現,我國現有的稀土資源優勢面臨嚴峻挑戰。”楊占峰說,亟須摸清白云鄂博礦床稀土、鈮等戰略性礦產資源的準確家底,為國家制定長期戰略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中國科學院包頭稀土研發中心主任池建義等人建議,立足白云鄂博礦產資源,制定全國稀土資源利用及應用發展規劃,區別對待重稀土與輕稀土管控政策,將重稀土資源作為國家戰略資源,將輕稀土資源依據市場供需規律運作,保證國家戰略需求和稀土下游應用市場的平衡發展。
楊占峰等建議,依托白云鄂博礦產資源“大上項目,上大項目”,形成十萬噸級稀土提取加工、萬噸級鈮金屬冶煉等有用成分綜合回收利用示范產業,讓世界級寶山——白云鄂博礦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戰略。
人才匱乏制約我國稀土科技研發
“當今世界每六項新技術的發明,就有一項離不開稀土。”范宏瑞說。
目前我國稀土研發,特別是基礎研究層面,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斷檔”,核心技術被“卡脖子”,多年來難以擺脫“挖土賣土”、稀土賣成“白菜價”的尷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發落后,特別是基礎研究更是少有人問津,核心技術專利大量向國外購買。”池建義坦言。
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衛表示,當前我國供應著全世界90%的稀土,生產著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專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國企業手中,出口產品還得向人家付專利費。生產的許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楊占峰等人看來,我國稀土整體研究水平與國外大約相差20年,許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憲院士率領的科研團隊,20世紀70年代研發的稀土串級萃取理論工藝,是我國在稀土領域少有的國際領先技術,正是靠這一優勢,我國在稀土分離方面搶占了制高點。
之后,我國在稀土技術研發上并無大的建樹。據楊占峰介紹,直到2020年初,我國在江西贛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沒有稀土專業,沾邊的也僅有中南大學和東北大學等高校的冶金工程專業。
人才匱乏已經成了我國稀土科技研發的瓶頸。目前,全國20余位與稀土研究相關的院士中,專門研究稀土的幾乎沒有。
內蒙古包頭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資源研究與綜合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從外面臨時聘請的專家。
池建義等認為,由于人才匱乏、力量分散,我國很難就統一的稀土研究課題進行合作攻關,更難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論研究成果,使得我國稀土基礎研究不連貫,核心技術研發乏力,難搶制高點。
被譽為“稀土之父”的徐光憲先生曾說,目前人類對稀土的認識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間巨大。
“現在我們像在‘蒸饅頭’,只知道放‘堿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學反應是什么。”楊占峰說,基礎研究滯后制約著技術研發和產業應用,亟須數、理、化等多學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內在機理。此類“燒錢”、費時費力的事情,需國家頂尖研究團隊才能完成。
專家建議,在有一定基礎的高校設立稀土專業,培養后續人才;同時,可由科技部牽頭在稀土科研力量、設施設備、產業較集中的內蒙古包頭市,組建一個國家級稀土綜合研究院所。
他們認為,新組建院所決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創新體制機制,打造產、學、研、政、企共同參與的稀土研究應用國家平臺,讓稀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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