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報記者對四川省的成都、綿陽，河南省的鄭州、洛陽和浙江省的杭州、寧波這3省6市121家企業的調查中，企業普遍反映，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些支持、鼓勵企業承擔國家項目的政策和措施，但不少企業在申請時依然障礙重重。他們呼吁，應給予企業足夠的信任，把國家項目的經費花到實處，提高科技資源的利用效率。

項目申請“重名頭輕實力”

一些政府部門對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還不夠信任

■一家企業申請項目，評估專家對申請材料的語句、格式等方面摳得很細，直到項目被拖黃

今年，浙江一家民營企業的市場負責人張越(化名)準備第三次申請工信部項目。基于進一步提升技術水平的考慮，該企業2016年上下半年共兩次申請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相關項目。一開始，張越信心很足：“我們申請的項目和自身業務密切相關，公司在這方面又有豐富的應用經驗，曾經給150多個客戶做了服務方案，在業內數一數二。而且公司在省里評審時就是重點推薦的企業之一，實力肯定沒問題。”

評選結果并未如張越所料。項目公示時她發現，入選的大多是有央企背景的科研院所。張越告訴記者，她曾打電話向工信部咨詢企業存在哪些不足，以便下次可以改進，答復往往是“專家很多，評審的意見可能不一樣”“項目涉及的部門比較多，不清楚哪里沒通過”。

“這樣一來，我們想改進也不知道從哪著手。”張越說，公司雖然打算繼續申請，但有過前面幾次失敗經歷，總覺得底氣不足。

類似這種情況，讓不少有實力的企業很難實現借助科技項目再上一個臺階的愿望。浙江一家從事汽車相關行業的民營制造企業，每年投入大量資金用于產品創新升級。2015年，該企業申請國家某項提升工業基礎能力的項目，能享受到相對低利率的貸款。可讓企業行政總監萬方(化名)遺憾的是，政府、銀行等支持單位和企業前后忙活了好一陣子，最后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項目批復后，我們就把材料提交給了放貸銀行，但因為經辦部門對民營企業不了解，顧慮比較多。項目審批方請了專家來做第三方評估，這位專家從可研報告開始提意見，對材料的語句、格式等方面摳得很細，反復修改幾次就超出了計劃的時間。”萬方說，我們理解專家的謹慎，但這位專家也不一定了解汽車行業的市場運作模式，因為彼此不熟悉增加了雙方的溝通成本。“比如專家問我們項目不成功怎么辦?實際上，對汽車行業來說，我們報的項目一定是產業化的項目。因為不能投產企業是要買單的，所以肯定是有市場才會去申請項目。”

更不巧的是，2016年8月，國家出臺新政策，這類項目貸款需要執行基準利率，對企業降低財務成本已沒有實際意義，于是該項目擱淺了。

企業普遍反映，一些政府部門對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還不夠了解、不夠信任，而最需要支持的，往往是這些具有創新力的初創型民營企業。“項目給大學、科研院所、央企，哪怕投錯了也沒關系，而把項目分配給企業特別是民企就比較謹慎。”有企業家說。

有企業負責人表示，目前一些國家級的項目都要求企業與高校院所聯合申請，初衷是希望利用高校院所資源，為企業提供技術支持。但實際上許多高校院所研發新技術、新產品的能力還不如企業。

許多企業負責人呼吁，國家項目評審時，要平等對待高校院所、大企業、創新型中小企業，應重點考察技術水平和匹配程度，而不應以機構性質、大小等來權衡。

“蘿卜”申請“量身定制”

來自企業的專家意見常常不受重視

■有的項目指南甚至連計算機的數量、品牌、型號都羅列出來，只要發布，就是人家碗里的菜

“申請指南這樣寫，設置這些條件，行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些項目是給誰的，項目在指南發布時就已經分好了。”說起某一年發布的“十二五”重大新藥專項，成都一家生物醫藥企業負責人有點郁悶。

這位負責人說，國家戰略本來只是指明方向，但有的指南設置一些不必要的條件，甚至連做藥的靶點都很明顯，幾乎等同于“蘿卜”申請。“這就好比買電腦，先規定要求什么牌子的，又規定13英寸，同時又要求紅色，這些條件基本是排他性的，符合條件的就那么幾家。”

更讓該負責人吃驚的是，獲得重大專項的項目中，有些根本就不是創新藥，其中一些藥企沒有什么創新能力，理論上連參評重大專項的資格都沒有。他還提到，某一年國家重大新藥專項，某國立研究所占了將近1/3的項目。“這個研究所有資深院士，研究水平是很厲害。但在這個行業里，我了解彼此的水平，我們的水平不比他們差。”

項目指南的“套路”并非只在生物醫藥領域才有。調查中有企業反映，許多項目申報指南的條款，一看就是為某些高校院所或與之有關系的某些企業“量身定制”的。“有的項目指南甚至連計算機的數量、品牌、型號都羅列出來，只要一發布，就是人家碗里的菜了。”有企業負責人說。

企業還反映，一些部門編制項目申請大綱和目錄時，多數時候只在專家教授中討論，很少考慮企業訴求，來自企業的專家比例也非常小。由于不了解市場，一些國家項目立項時就和市場離得比較遠，甚至已經落后于市場。在一次項目交流中，一位企業技術骨干發現一個關于機床的國家項目準備立項研發，計劃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理念。其實，這家企業早就研發出了同類產品，而且遠比立項要做的項目好。

“這是對科技資源巨大的浪費，真讓人哭笑不得。”這位技術骨干說。

在某企業任總工的于小偉(化名)是國內機床領域的權威專家，他曾參加過相關領域的指南討論和項目評審，但不久就發現自己說不上話，意見也沒有分量。“一些管理部門似乎不希望企業的專家參與，請來的有些不是細分領域的專家，評審時寫的往往是‘八股’材料，甚至說些‘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等不符合實際的話，這些話真正的專家是不敢輕易說的。”

不少企業建議，在科技計劃制定、項目申報編制中有必要充分吸納企業的科技骨干參與，讓企業有充分的話語權，以更好地對接市場，避免科技資源浪費。

“紅頂中介”借機牟利

僅僅按申報指南說的報材料，往往評不上

■有中介機構對企業說：“通過我們保證能評上!條件是事成后收取30%的項目經費作為‘咨詢費’”

申請高級別的國家項目一直是河南新天科技的心愿。多年來，企業一直在努力申報科技部的重大項目，但屢戰屢敗，從來沒成功過。2016年，一家中介機構主動找到企業，對方打包票說：“通過我們來整理材料、申報，保證能評上!條件是事成后收取30%的項目經費作為‘咨詢費’。”

“這本來就不規范，我們企業哪敢做?而且要被拿走項目經費的30%，項目做下來后企業說不定還得貼錢。”新天科技董事劉暢告訴記者。

和新天科技一樣，很多企業家表示，他們在申報過程中經常遇到打著咨詢服務等旗號的中介機構。這些中介之所以有生存空間，正是看到很多企業想申請項目有困難，而它們手中有資源可以幫忙疏通關系。

四川某企業負責人說：“所有的項目都有申報指南，但仔細看這個指南，會發現該說的話只說了20%—30%，如果僅僅按指南說的報材料，鐵定評不上。只有向中介咨詢，才能打聽清楚，寫出符合要求的材料，而‘咨詢費’大約就是項目經費的30%—40%。”

“企業去申請國家的科技項目，如果你不清楚立項如何評估、要害是什么，根本就申請不到，這其實是一種‘潛規則’。”成都振芯科技總經理助理海潔說，一些初創型小企業或者海外回國創業公司可能有技術，但對環境不熟悉，也沒有行業資源，需要到各方面咨詢。而有些信息政府沒法提供咨詢，企業有時只能去找行業協會下屬的組織等第三方去咨詢，這種第三方常常也扮演著“中介”的角色。

資源分配不平衡

非一線城市或不在沿海發達地區的企業獲得項目支持的比例偏低

■項目評審專家幾乎成了“兄弟伙”，今年你拿一些，明年我拿一些，拿到項目的總是那些人那些企業

調查中，四川、河南的企業普遍反映，我國科技資源的分配不夠均衡，非一線城市或不在沿海發達地區的企業獲得項目支持的比例偏低。以生物醫藥領域為例，成都一位企業家告訴記者，近年來，北京、上海拿到的生物醫藥科研項目幾乎占大多數。

“有關部門在生物醫藥科技項目評審時主要請北京的專家，項目編制是他們，評審還是他們，長久就成了‘兄弟伙’。”該企業家告訴記者，每次參加科技部、發改委的重大新藥專項申請答辯，雖然答辯效果很好，但由于“圈子”中的人不熟悉西部的情況，他們必須做得好出一大截才可能分到一杯羹。

這位企業家說，“兄弟伙”彼此都很熟，評審前基本已經打好招呼了，今年你拿一些，明年我拿一些，蛋糕就這樣切來切去。“拿到項目的總是那些人那些企業，撐的撐死，餓的餓死。”

針對優化科技資源分配問題，企業認為，科技項目評審應以實力論英雄。同時，應兼顧公平，也鼓勵創新，可以嘗試在不同城市設定相應的比例，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比例高一些，但一些相對偏遠的城市也應該有一定的比例。“科技資源不能總是集中在某一個地域，某幾個系統。”

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國家政府項目的下放已無可避免，而且一些項目政府部門自己去實施將大大耗費成本，最后還可能跟市場難以對接。政府應當出臺關于國家項目的社會招標方面的法律依據，使得雙方行為都有所程序和規范，在這個過程中還要防止腐敗問題的發生，把政府和企業交流合作的工作效率提起來。同時，民營企業也要多審視和規范自我經營，轉變落后工作方式，不斷提高工作能力水平，努力達到國家項目下放的標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