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都市金牛區教育局的通告為例，明確提出嚴禁委托或變相委托其他主體舉辦以選拔生源為目的的考試或培訓班，嚴禁舉辦、承辦或組織中小學生參加非政府部門舉辦或未經政府部門認可的競賽、考級或活動，這兩個可以稱得上是針對民辦培訓機構史上最嚴的“嚴禁”，實際上為以后的管理埋下了明晰的伏筆。

這兩個“嚴禁”能不能為愈演愈烈的培訓熱降溫，能不能讓家長回歸理性，能不能改變培訓機構監管空白區域過大的弊端，目前尚未可知，筆者對此抱有希望，但認為希望不大。家長群體日益增長的需求與有限的優質教育資源供給是一對持久的矛盾，當前這對矛盾所演化的沖突在不斷升級。需求需要尋找“出路”，目前這條“出路”基本就維系在校外培訓機構身上，于是魚龍混雜的培訓市場不可避免會呈現烏煙瘴氣。

要改變現狀，只盯著供給方治理并不能治本，還需要關注和引導需求方，通過樹立科學的教育觀、政績觀來引導學校和家長，通過建立合理的多元評價體系，為學生的成長搭建立交橋。

樹立科學的教育觀和政績觀，首先需要正視兩對沖突：一是日益增長的需求與相對固定的優質資源布局的沖突;二是本應平和專注的育人文化與節點論英雄的功利文化之間的沖突，所謂節點，在基礎教育集中體現為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家長、學校和政府都需要理解，學校教育滿足不了所有學生的所有需求，在學校之外有校外培訓機構的生存之所，但這種生存不能以貶低、抹黑、沖擊學校教育的主體育人地位為前提，不能以惡意制造輿論、強化競爭、裹挾民意為出發點，校外培訓機構要做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以緩解優質教育資源的部分布局問題。作為學校教育的補充，校外培訓機構不能以惡意擴大競爭為策略，肆意制造“搶跑文化”，讓學生的起跑線一再后移，讓學生的負擔一再加重，不能在學校努力對所有孩子一視同仁的同時，利用各種考試將學生分為三六九等，為生源搶奪戰打響第一槍。

政府則不僅要依法治教，還要治教從嚴，教育是事關孩子一生的事，基礎教育具有無可替代的先導性。學校要嘗試建立增值性評價體系，關注學生的絕對學業增長值，而非一刀切的橫向比較，體現評價的診斷性，對學生存在問題進行分析，體現評價的發展性，為學習的改進干預提供有力支持。培訓機構要找準自身定位，合理合法地去關注利益邊界。家長要從關注成績轉向關注成長，回歸理性，要陪伴孩子的成長，關注孩子的發展，回歸教育即生活。

學而思教學點的責令整改事件是一次有目的的政府作為，體現了政府“依法治教”的職責，也透露了“治教要嚴”的思路，但這種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博弈很可能會演化成一場拉鋸戰。政府在整頓校外培訓機構的同時，須樹立、倡導、踐行科學的教育觀，這才是教育回歸正途的根本，政府要從根上扶，從本上治，方能在可能的拉鋸戰中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