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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因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沖擊遭遇挫折以及西方民粹思潮蔓延的大背景下，中國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正成為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引領全球化的重要戰略支點和全新動力。“一帶一路”既為中國自身對外開放戰略的全面升級提供了有力支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新的難得的歷史機遇，也為“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市場國家抓住中國機遇、積極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困途徑。

　　新常態下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基點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即新常態。適應這種新形勢新變化新常態，必須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自身發展所面對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新常態新形勢，也要求改革開放必須具有新內容，必須注入新內涵，必須具有新的時代特征。因此，中央先是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同時又對利用外資引進外資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這三方面顯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眼于國內改革的側重點和基本方向，為中國經濟面對眼前問題和長遠矛盾提出了最基本的也是最積極的解決思路;“一帶一路”倡議和更高層次的全面引進外資戰略則全面把握了對外開放的兩大基本點，“一帶一路”主要是走出去，更高層次的引資戰略則是引進來，這兩點共同構成新形勢下中國完整版的對外開放戰略。而這三部分內容的有機統一，成為中國經濟新常態下具有嶄新活力的2.0版的全新改革開放戰略。

　　2015年3月，商務部發布“一帶一路”路線圖，明確“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這兩條廣袤而又雄偉的經濟帶人口超過20億，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存在著一個個未來一段時間極具潛力的新興經濟體，存在著巨大的合作和開發潛力。

　　2008年后全球經濟在金融危機沖擊下陷入衰退，至今仍復蘇乏力。世界銀行今年1月發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顯示，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僅為2.3%，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增速。雖然在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前景改善的帶動下，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速將較2016年有所提升，但主要經濟體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同時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風險也將威脅全球經濟增長。報告預計，2017年全球經濟有望增長2.7%，明年增速將進一步升至2.9%，但均比世行去年6月份的預測值低0.1個百分點。由此可見，2016以及2017、2018連續三年全球經濟預期增長均低于3%，這意味著全球經濟事實上已經經歷了十年左右的持續蕭條。

　　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并輔之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其最大的意義就在于為全球經濟進入新的長波增長周期找到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經濟增長極。當然，也為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轉型升級，推動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尋找到了新的戰略依托。

　　“走出去”的新機遇

　　“一帶一路”的提出和積極推進，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特別是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區域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口超過20億，本身就是一個規模巨大的市場，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有意愿抓住機遇加快自身經濟發展。因此，中國制造業企業面向這一區域“走出去”，能夠在提升中國制造業整體水平、從制造業大國轉向制造業強國的同時，推動相關區域制造業的發展，從而取得雙贏的結果。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遍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金融業發展更為滯后，資金也相對匱乏，這些都有利于我國裝備制造業和制造業中包括通訊服務業在內的與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產業、上下游產業，以及金融服務業面向這一區域走出去，并取得積極成果。

　　借“一帶一路”東風，我國企業走出去愈加頻繁，并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一份相關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達9535.9億美元，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達25.7%，較2015年上升了0.4個百分點。這在全球貿易和我國對外貿易均疲軟的情況下，也顯現了中國企業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區域走出去的特定結果。但從根本上講，中國企業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區域走出去的最大作用，還在于提升中國制造業的整體實力，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水平，并進而提升中國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能力與地位。而這些，在這幾年中國成功推進亞投行以及成功舉辦G20杭州峰會過程中，都得到了有力驗證。

　　妥善應對新挑戰

　　在全球化遭遇暫時挫折的特定背景下，中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企業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積極走出去，也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風險和問題。

　　一是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企業走出去的“狙擊”風險。一些國家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力強大本能地具有抵觸情緒甚至充滿敵意，將遏制中國發展作為基本戰略考量。從前些年中國加強與非洲的戰略合作，到近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圍繞基礎建設的投資合作，都曾遭到一些國家的阻撓。因此，中國企業在進行大的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時，特別是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時，必須保持極大的戰略警惕。

　　二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結構性風險。這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首先，個別國家在區域經濟合作進程中可能產生戒備、猜疑和防范，他們既不愿意放棄此次機遇，又擔心中國在經濟上主導完成區域整合，提升在區域乃至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和力量;其次，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過于薄弱，加之基礎設施投資一般又具有投資周期和回報時間長的特點，相應的基礎設施投資普遍面臨能否收回的風險;最后，由于政局波動可能發生的大規模投資損失的風險。

　　三是中國企業普遍存在的自身經營管理風險。很多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經驗不足、國際化管理能力薄弱，在運用政府力量保護企業走出去的相應能力與經驗等不足。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主要是吸引外來投資大國，吸引外資數量在發展中國家始終居于首位。現在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即使是主要面向“一帶一路”沿線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也同樣面臨自身國際化經營和管理不到位的問題，也同樣存在政府如何對企業國際化投資和國際化經營給予有效保護和積極扶持相關經驗不足、相關制度缺失和相關措施遠不到位的問題。

　　妥善應對上述風險，從思路上看，關鍵在于發揮好政府和企業雙方的積極性，同時還要加強雙方的溝通與協調。

　　首先，政府不但要給予企業以戰略指導、信息指引，還要進行政策扶持。并且對于具有全局性、戰略性的大的國家級項目和整體開發項目，以及類似經濟開發區的建設項目，必須堅持由政府主導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在積極有效應對西方國家“狙擊”時，發揮出整體經濟實力，從而避免大的決策失誤和投資損失。

　　其次，要區分企業的不同類型，采取不同的“走出去”戰略。對具備較強經濟實力和經營管理實力的國有大型骨干企業，可以在給予資金和政策支持的前提下，鼓勵其自主選擇走出去的具體方式和相應路徑。對民營企業，鑒于其經濟實力和具體經營水平，則應通過政策扶持和信息引導，鼓勵企業抱團走出去，以形成相對強大的規模實力。

　　此外，還必須解決好如何以“一帶一路”和企業“走出去”為依托，逐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減輕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匯率風險，以及一些民營企業可能面對的換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