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人民幣匯率將在雙向波動下基本穩定

• 2017年9月5日 ZhangHongYuan來源：中國金融時報 84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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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是外部性風險的關鍵環節，由此引發的金融風險如與其他風險疊加，會對金融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

　　日前，就跨境資本流動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問題，記者采訪了本報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宗良博士。

　　記者：在全球經濟復雜性加劇的背景下，近兩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了下滑及回穩的不同狀況，從而對跨境資本流動產生影響，與此相伴的是，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較大。請您談一下近兩年出現了哪些新情況和新特點?

　　宗良：2014年以來，我國跨境資本流動整體上經歷了從惡化到好轉的過程，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一是非儲備性質的資本和金融賬戶“由順轉逆”，但近期又轉為順差。中國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在2015年達到4345億美元,今年一季度為順差368億美元。這表明前兩年我國出現了明顯的資本外流趨勢，但近期資本外流壓力有所緩解。二是今年以來外匯儲備規模有所回升。從2014年開始，外匯儲備上升勢頭逆轉，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2017年1月，跌破了3萬億美元的關口，之后這一下降趨勢有所轉變，截至今年7月，外儲規模已上升至30807億美元。三是市場已逐漸從人民幣貶值預期轉為穩定預期，市場結匯意愿增強，居民和企業的購匯需求明顯緩解。四是對外直接投資呈先增后降的走勢，結構更為優化。

　　人民幣匯率波動也呈現新特點。一是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明顯擴大，從2014年初至2017年7月4日，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在6.0930-6.9526的區間波動。二是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在震蕩中走強。截至8月29日，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6.60整數關口。三是境內外人民幣匯率逐漸趨于統一。今年以來，境內人民幣匯率的價格引導作用在逐漸增強。大部分時間內，境外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均低于境內，表明境外市場參與者認可更為強勢的人民幣匯率水平。

　　記者：近兩年跨境資本流動與人民幣匯率出現上述新情況、新特點的主要原因有哪些?2014年至今，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經歷了高峰，也經歷了快速下降，近期又有所上升，應該如何看待外匯儲備余額的變動?

　　宗良：目前，資本流動已成為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重要因素，資本外流與人民幣匯率波動問題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相互影響、互為因果。

　　一是2014年-2016年我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不足、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持續存在，影響了國際資本信心和投資意愿;二是我國要素成本上升，導致了傳統的成本導向型外資對華布局調整;三是我國招商優惠政策變化，政府正在從“粗放引資”走向“精細選資”。另外，我國服務業和投資領域開放相對滯后，影響了相關產業外資來華投資;四是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吸引外資回流。

　　外匯儲備是一個連續變量，沒有必要過度糾結于某一整數關口。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國內外環境的變化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外匯儲備在合理區間內有一定的下降是可接受的。縱向看，1993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只有212億美元，近幾年最高時接近4萬億美元，現在是3萬多億美元，仍處于較高水平，而歷史上也只有中國和日本的外匯儲備達到過萬億美元以上。橫向看，截至2016年末，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為10.79萬億美元，我國占到了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28%左右。即使我國現在的外匯儲備減少一半，仍是全球最高水平。而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如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家都僅持有很少外匯儲備。從匯率安排和持有外匯儲備動機的角度考慮，如果本幣匯率自由浮動，同時本幣又可自由使用，該國理論上就可以無需持有或僅需持有少量外匯儲備。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斷提高，我國對持有美元等外匯儲備資產的需求勢必減少。但近期保持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有利于穩定預期、保持對外經濟平衡。

　　記者：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面對跨境資本流動與人民幣匯率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我國應當如何調整對外開放戰略，引導跨境資本平衡流動?

　　宗良：穩步推進對外開放，以“一帶一路”為抓手，匯聚國際資本。

　　一是有序開放國內市場，鼓勵外資流入。例如，進一步擴大國內服務業(醫療衛生、教育等)的開放程度。在金融領域，擴大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開放，通過投資者資質、投資額度、投資產品等方面的審批制度，把握境外資金流入的節奏。引導國際資本通過“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渠道進入國內市場。在境外機構投資者類型上，更多地引進中長期投資者，如資產管理機構、養老基金、慈善基金會、捐贈基金等。

　　二是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在聚集國際資本中的作用。我國應進一步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合作，引導國際資本流向，促進全球資金流動相對平衡，讓“一帶一路”造血，讓“一帶一路”沿線成為全球資本的重要匯集區。

　　記者：隨著美聯儲加息和縮表、發達國家貨幣政策醞釀收緊以及英國脫歐等事件的沖擊，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將會有所增加，可能會影響到未來我國跨境資本流動、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從而對我國宏觀經濟穩定帶來影響。對于跨境資本流動與人民幣匯率，您有哪方面的對策建議?

　　宗良：第一，保持中國經濟的基本穩定，增強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維護資本均衡流動和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根本基礎。當前我國經濟穩中向好的增長態勢沒有改變，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速達6.9%，有利于穩定預期，增強國內外對人民幣匯率的信心，未來人民幣匯率將在雙向波動下實現基本穩定。

　　第二，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實現外資結構的優化升級。近期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于促進外資增長若干措施的通知》，將進一步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同時，我們可順勢而為，化被動為主動，通過政策引導和扶持，實現外資結構的優化升級。中西部地區應充分發揮生產要素價格相對低廉的優勢，在對接國家區域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中，抓住外企在華布局調整帶來的機遇，加大政策開放和技術資金配套支持力度，承接產業轉移，打造特色產業集群。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應對人民幣匯率的短期劇烈波動，防止資本大進大出。隨著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的國際儲備地位得到認可，境外貨幣當局可能調整其外匯儲備結構，增加人民幣資產的占比。未來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另一方面要不斷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實現跨境資金流入和流出的動態平衡。

　　第四，統籌考量海外人民幣、外匯儲備以及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關系。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同時，完善一系列穩匯率的資本管制措施，特別要以市場手段防控短期資本無序流動，利用利率杠桿等市場化手段來引導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同時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加大對穩定匯率因素的考慮，為應對人民幣利率上揚和美聯儲加息奠定基礎。長遠看，應在加強匯率預期管理和資本市場風險應對能力的基礎上，穩健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防止大規模短期資本的跨境流動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貨幣政策和外匯儲備帶來較大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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