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紡織：時代剪影——我國北方的“紡織之鄉”傳奇歷史

• 2017年10月27日 SuDanMin來源：hc360.com 52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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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22年羊皮皮衣市場發展前景分析及供需格局研究預測報告

  第一部分 市場發展現狀 第一章 全球羊皮皮衣行業發展分析 第一節 全球羊皮皮衣行業發展軌跡綜述 一、全球羊皮皮衣行業發展歷程 二、全球羊皮皮衣行業發展面臨的問題 三、全球...

高陽歷史上地勢低洼，河流交錯，是有名的‘十年九澇’地區，因其舊時鹽堿遍地，故曾有‘種一葫蘆打一瓢，遍地都是兔子毛’之民謠。明初，棉花 種植引入河北，到明代中后期，生活艱難的高陽農戶已種植棉花，紡線織布，以補充生活之不足。因此，高陽的紡織歷史可以追溯到

源遠流長：發端于明中后期的紡織產業

在位于高陽紡織商貿城內的高陽紡織博物館里，一臺臺老織機、一幅幅紡織圖、一件件紡織品 ，無不訴說著高陽作為我國北方“紡織之鄉”的悠久歷史。

在高陽，幾乎每個當地人都以家鄉的紡織業自豪，但被問及高陽為什么會形成紡織產業、高陽紡織究竟發端于什么年代時，卻鮮有人能準確回答。

事實上，高陽的紡織歷史，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的明代。

“高陽歷史上地勢低洼，河流交錯，是有名的‘十年九澇’地區，因其舊時鹽堿遍地，故曾有‘種一葫蘆打一瓢，遍地都是兔子毛’之民謠。明初，棉花 種植引入河北，到明代中后期，生活艱難的高陽農戶已種植棉花，紡線織布，以補充生活之不足。因此，高陽的紡織歷史可以追溯到約400年前的明代中后期。”文史專家、高陽文化館創作員史克己告訴記者。

隨著棉花種植面積的擴大，到明萬歷末年，高陽縣種棉、紡線、織布已遍及城鄉，這里出產的土布很受歡迎，布線市場開始成型。

清代，高陽紡織得到長足發展，主要表現在印染技術上。當時，高陽織出的布不僅有藍、紅等各種色澤，還出現了扎染、蠟染工藝和許多新式花型圖案，受到周邊地區人們的喜愛。高陽逐漸發展為地區性紡織中心。

乾隆年間，時任直隸總督的方觀承以高陽一帶農戶植棉、紡織、印染的生產情景繪成16幅《棉花圖》供乾隆御覽。乾隆看后十分高興，遂在每幅圖前題詩歌詠，命人雕刻于石上以永久保存。如今，這一石碑被當作鎮館之寶，珍藏于保定直隸總督署博物館。

“到清朝末年，高陽傳統手工土布市場已經形成。據史料記載，1900年，高陽莘橋村集市可日銷土布近千匹，縣城集市可日銷土布1200匹。以販布為生的小本商販漸多，他們收買本地土布，遠銷外鄉，僅季朗一村，就有販布獨輪小車60輛，行銷保定、博野、趙縣等地。”史克己介紹，但在中國工業近代化已經開始的大背景下，當時的高陽紡織仍局限于每家每戶自己織布的傳統手工業，尚未形成真正的近代產業集群和商人團體。

轉折出現于1900年。當年，高陽商人王士穎第一次把國外鐵輪織布機引進高陽，并加以改進，使“高陽布”從木制織機織窄幅土布發展到鐵輪織布機織寬幅洋布，織布效率提高近10倍。在王士穎的帶動下，第二年，高陽縣城幾家織戶又集資購買了日產織機兩架，織造寬幅洋布。

“從木制織機到鐵輪織布機，從織造窄幅土布到織造寬幅洋布，是質的飛躍，在高陽紡織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史克己認為。

然而，僅憑幾家織戶的幾臺鐵輪織布機，仍無法抵擋國外高質、低價洋布的傾銷，高陽土布市場一度大幅萎縮，大量傳統布商面臨破產。

在安逸的農耕文明中發展了上百年的高陽土布業，第一次面臨“生死考驗”。

成功轉型：高陽商會的成立和紡織近代化

“事實上，不只高陽紡織，清朝末年，隨著國門被打開，我國幾乎所有的傳統產業都受到國外工業產品的沖擊。這時，能不能因勢利導、成功轉型，就成了決定該產業生死的關鍵。”史克己說。

為了實現自身的生存和發展，1905年，紡織商人楊木森、李條庵、張筱良、張造卿和李馨齋等，開始籌劃建立高陽商會。翌年，高陽商會正式成立，會址設在縣郊南街關帝廟。

商會一成立，即派人赴天津學習鐵輪織布機織造技術，并回購日式鐵輪織布機貸給城鄉織布戶，教以織法，賒給棉紗。高陽商會的成立，使高陽織布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標志著高陽傳統手工紡織業開始向近代化、工業化轉型。

除了在機器和技術上學習西方外，高陽布商還敏銳地意識到了人才的重要性。“當時的高陽布商認為，若想在商業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人才培養刻不容緩，但把學生送到大城市的高等學校培養周期太長，大家認為在本地先辦一所夜校比較符合實際。因此，商會成立后不久即創立商業夜校，聘專業人士為教員，對各商家學徒進行短期培訓，解了新式紡織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史克己說。

1907年，商會集資將夜校正式改為初等預科學校。1909年2月，商會全體會員還議準：“商業學校，原本商家隨時捐助，由義務而成，自應竭力提倡，培養人才。”這項免費就讀的決議，減輕了學生的經濟負擔，擴大了學校的招生范圍。

商會將學校作為高陽布業發展的希望所在。初等預科學校學制本為4年，首批40名學生修業3年后，成績已多達高等小學程度。商會認為這些學生“殊多可造之才”，年齡又正好夠上中等學校，于是將原校擴辦為中等商業學堂，后來呈當時的農工商部批準，正式定名為高陽甲種商業學校。

到抗戰前夕，商業辦學共計20余年，培養人才數百名，還將不少有志青年輸送到天津高等工業學校深造。學校培養的許多畢業生，后來成為高陽布商中的領軍人物。

在高陽商會的大力推動下，高陽紡織業迎來新生。1909年11月，天津商會與直隸工藝總局為籌備參加南洋賽會開辦勸工展覽會 ，在參賽一萬多件展品中，高陽土布榮獲“優等第一金獎”，其中，“金雞報曉”“三馬頭”牌印花布 、國貨精品布，曾作為這一時期民族紡織業的代表性產品而風靡一時，使高陽成為華北近代著名的鄉村工業聚集地。

“高陽模式”：中國近代鄉村工業化的范例

雖然高陽商會的成立促進了鐵輪織布機的進一步普及，布商的資本也更加集中，但和西方國家大規模機械化生產的紡織品相比，高陽紡織品仍顯得勢單力薄，在價格和產量方面均處于劣勢。

使高陽紡織產業得以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是高陽布商創立的一種被稱為“撒機制”的生產經營制度。

“當時，每臺鐵輪織布機售價約50銀元。每機正常運轉至少需經、緯線各3捆，每捆重10磅，按平均價格計算，約需制錢1萬文。這樣高昂的初始投入讓普通農民無力負擔。”史克己介紹，為迅速推廣鐵輪織布機和機紗，高陽布商采取了“撒機制”的生產組織形式。

“撒機制”指的是布商們把鐵輪織布機賒售給農民，并把機紗分發到農民家中進行生產，在回收布匹時付給農民手工費，機價從手工費中扣除。這就可以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價格偏低的優勢，使高陽實現了鐵輪織布機的迅速推廣。

對于“撒機制”，時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的方顯廷在其1935年出版的《華北鄉村織布工業與商人雇主制度》一書中曾這樣分析：“‘撒機制’在高陽織布區的長期流行則由于它是在以鐵輪機為主要生產設備的條件下，能夠與國內外大機器織布業相抗衡的最佳組織形式。

當時一臺動力織機售價約630元，一臺鐵輪機售價約50元，二者的資本投入比為13∶1。而以動力織機織造14磅粗布，平均每機每8小時可出布125尺，以鐵輪機織造l4磅粗布，平均每機每11小時可出布120尺，二者的產出比為1.33∶1。”

據此，方顯廷認為，在當時的技術和市場條件下，鐵輪織布機對于資金短缺的高陽商人來說具有更大的資本邊際效應，“撒機制”是實現這種較大資本邊際效應的最佳組織形式。

“撒機制”的普及，讓高陽布的售價遠低于進口洋布。很快，高陽布就在華北市場上挽回頹勢，重新走俏起來。

對此，和方顯廷同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的吳知在1936年出版的《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一書中評價：“高陽織布業創造了作為中國鄉村工業化模式之一的‘高陽模式’”。

“撒機制”的成功推行，讓高陽紡織業迎來了第一次興盛。

1917年4月27日，高陽布商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直隸商會會長的張造卿在《全國商會聯合會會報》上發表了一篇介紹高陽紡織產業的文章，其中寫道：“民國五年，該縣銷售改良布匹，總額為168.85萬匹，總值1227.3萬元……查最近三年海關貿易冊，棉布 入口平均之數，為7167.1萬兩，折合銀元為10456萬元，高陽一縣之內，所值之數已逾輸入額的十分之一……”

“張造卿在報告中提到高陽改良布匹的產量占比超過全國進口棉布總量的十分之一，這是民國時期第一次對高陽紡織業產量的大致統計，形象地反映了當時高陽紡織業在全國的地位。”史克己說。

1915年至1920年短短5年時間，高陽布區的平面織機從5673臺增至21694臺，年銷棉紗達10萬包，產布400萬匹，營業額達2000多萬銀元。產品囊括了粗白布、細白布、電光布、褥面布、被面布、床單布、條子布、袍料以及線毯等。

隨著紡織業的快速發展，高陽棉紗、布匹的經營也從雜貨兼營中分離出來，專營布匹、棉紗的布線莊應運而生。到1920年，高陽已擁有布線莊60家，外莊(布線莊設立在外地的分號)遍布11個省的34個市縣。

傳奇延續：從衰落到重生

“高陽紡織業的第一次興盛僅僅持續到了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西方洋布卷土重來，同時又有山東濰縣(今濰坊市)棉白布的競爭，導致高陽棉白布的銷量急劇下降。面對形勢變化，高陽商人求新求變，先后開發出條格布、人造絲 提花布 等新產品。經過幾年努力，到1928年前后，高陽織布業迎來了第二次興盛。”史克己介紹。

這一時期，高陽布匹的銷售網絡遍及河南、山東、湖北、江蘇、安徽、江西、福建、廣東、甘肅、新疆等國內20多個省區，甚至遠及東南亞地區。

高陽紡織迎來第二次興盛的另一個表現，是天津“高幫會館”的成立。1925年至1926年間，張造卿組織在天津經商的高陽商號按資金多少攤款集資，在三條石東口大王廟附近蓋了南、北兩幢樓房，共200余間房，正式命名為“天津高陽商幫會館”，通稱“高幫會館”，為高陽商戶駐天津外莊人員住宿和經營買賣使用。后來，“高幫會館”不僅是高陽商人駐地，也成為天津紗布的一個交易所。

高陽紡織業的第二次興盛也僅持續了數年。20世紀30年代初，受世界經濟危機和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市場喪失等影響，高陽紡織業發展再次面臨考驗。

勤勞智慧的高陽布商們經受住了考驗，從1934年開始，隨著全國經濟形勢好轉，高陽布商又迅速抓住市場契機掀起了高陽紡織業的第三次發展高潮。

以著名布商蘇秉璋經營的仝和工廠為例，自1934年以來，仝和擴建北廠，新建南廠，蓋房百余間，添購提花機80多張，又增加鍋爐、染槽、軋光機、拉寬機、干燥機、電動織布機等全套現代化織染設備。購進大汽車一輛，買地修公路，工人增至400余人。

在仝和的帶動下，高陽的印染業也從手工染發 展到機器染。資料記載，1934年，全縣共有大小印染廠200多家，蚨豐、義豐、元新、仝和、合記、恩記、鴻記、酉記等14家工廠有工人1550名，管理人員220名。蚨豐、仝和、恩記、合記，被稱為當時印染業的四大名廠。

這一時期，高陽布區覆蓋高陽、蠡縣、安新、任丘、清苑、肅寧、河間等地。東西長約45公里，南北寬約25公里，囊括了500多個大小村莊。因為高陽是紗、布的集散中心，所以當時在這一區域所產之布，統稱為“高陽布”。

1937年“七七事變”后，高陽縣大商戶紛紛外逃，中小商號閉門歇業，商會被迫解散，紡織業逐漸凋零。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高陽紡織業得到快速恢復和發展。21世紀以來，高陽毛巾、毛線、毛毯三大主導產品占全國市場份額曾一度達到38.8%、24.7%和26%。

為了續寫布商傳奇，弘揚布商文化，今年年內，反映清末民初高陽布商奮斗歷史的電視連續劇《布衣天下》將在中央電視臺一套播出。高陽布商的傳奇故事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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