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京津冀 還有哪些地區應制定相應的特別法？

• 2017年12月18日 lihuizhen來源：第一財經 2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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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3年中國生態環保產業發展前景分析及投資風險預測報告

  環境保護是指人類為解決現實或潛在的環境問題，協調人類與環境的關系，保護人類生存環境、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采取的各種行動的總稱。其方法和手段有工程技術的、行政管理的，也有法律的...

孫佑海表示，目前，中國進入轉型期，這一時期可能還會延續20年左右，已出現了很多區域性和領域性的特殊問題，需要建立特殊的規則予以解決。

鑒于京津冀地區省域間規劃不協調、政策和制度不銜接，以及產業重復和產能過剩等問題，多位專家日前建議制定“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保護特別法”，為區域環境協同治理提供法治保障。

據記者了解，這一建議由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簡稱“國合會”)法治與生態文明建設課題組提出，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原所長、天津大學法學院院長孫佑海教授擔任該課題組中方組長，共同提出建議的還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法案室副主任王鳳春、環境保護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別濤、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環境司法研究中心主任韓德強等人。

孫佑海表示，目前，中國進入轉型期，這一時期可能還會延續20年左右，已出現了很多區域性和領域性的特殊問題，需要建立特殊的規則予以解決。下一步，中國的環境立法應當進入實用主義立法的時代，既細化各項環境法律的規定，也針對具體的問題設計具體的體制、制度和機制。在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保護方面也應如此。

上述專家研究發現，國家制定的《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中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措施，很多尚缺乏可實施性和強制性，需要一部特別的法律來保障。

上述專家們說，國家正在加緊進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并正在推動一些改革措施落地，如何推進生態環境監測網絡一體化、如何在省以下推行環境保護監測監察的垂直制度、如何在區域一體化的潮流下推行環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并推進環境保護產業的發展等等，都需要先行先試，需要把這些先行先試的特別措施法制化，即制定一部特別的法律予以保障。

孫佑海說，京津冀地區產能過剩和產業重復的問題普遍。在以GDP為地方政府考核的主要標準驅使下，地方政府無序開設工業園區，為高污染企業開綠燈的情況仍存在。京津冀地區三地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在制定規劃時主要是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和發展目標進行規劃，并沒有考慮區域間的協調。

孫佑海舉例說，京津冀地區三地作為單獨的省級行政區域，其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制度體系是根據各自實際情況制定的，比如，北京、天津經濟較為發達，環境狀況比河北相對好一些，其大氣環境監管制度相對比河北更嚴格一些。河北省出臺的《關于調整排污費收費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到2020年分三次上調排污費標準，但與京津兩地存在較大差距，三地征收標準大約為9：7：1。河北在京津冀地區交界地帶，易造成排污企業的轉移，不利于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的整體提升。

專家們調研還發現，長久以來，為保證北京與天津的經濟發展，河北無論在資源開發利用還是承接京津兩地的落后產能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和犧牲。利益的平衡依靠公民的自覺意識和醒悟很難實現，規劃和政策引導也不夠。推動京津冀地區生態環境協同保護，需要特別立法建立強有力的法制保障體系。

上述專家們建議，國家應適時制定“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保護特別法”，該法專門用于解決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問題，是這一地區生態保護和大氣污染防治的綜合法，是專門針對區域責任、區域行動、區域協調的立法，是一部行政法，主要適用于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這部法的原則包括大氣污染防治與生態建設相結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伙伴協作原則、協調保護與自主性相結合和以大氣環境質量管理為核心的原則。

孫佑海說，京津冀大氣環境保護監管體系必須向既監管行政區域，又監管跨行政區域的大區域模式轉變。根據“十三五”規劃，首先可以考慮嘗試設立“區域環境保護司”和“流域環境保護司”。前者統籌幾個督查機構，把京津冀地區單列。

專家們還列出了一系列制定“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保護特別法”可建立的主要制度，包括統一規劃、產業結構調整及區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多規合一”制度和城市增長邊界制度;生態環境整體保護制度;統一標準與技術規范制度;統一的政府資金籌集和使用制度;大氣環境質量目標下的煤炭石油總量限制制度;大氣環境質量目標下的統一的總量控制、排放指標分配體系和排污權交易制度;統一的監測制度、環境應急和防治協調制度;統一的公益訴訟措施等。

“除京津冀地區區域之外，還有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也需要以京津冀地區為樣板，制定相應的特別法。”孫佑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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