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第三方合作等問題達成一系列共識 兩國一帶一路合作可從東盟起步

• 2018年4月19日 YaoEnHua來源：新浪網 146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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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正在日本進行正式訪問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了第四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就雙邊、地區和國際經濟貿易領域重大問題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討論，就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取得成果，中日第三方合作等問題達成一系列共識。此前一天，

4月16日，正在日本進行正式訪問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了第四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就雙邊、地區和國際經濟貿易領域重大問題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討論，就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取得成果，中日第三方合作等問題達成一系列共識。此前一天，中國商務部長鐘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分別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單獨舉行雙邊會談，雙方就推動兩國企業攜手在第三國家開展業務合作達成了一致。

自2017年以來，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態度逐漸轉為積極，并制定了支持日本企業參與相關合作的方針。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外相河野太郎等多次表示，日方愿意支持中日企業在那些連接亞洲、歐洲與非洲并有主要貿易線路通過的亞洲國家內開展基礎設施、能源項目等方面合作。中方對此進行了積極回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11月在河內出席APEC領導人會議期間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時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可以成為中日兩國實現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新平臺。

此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雙方在政府層面就在第三方市場開展合作達成重要共識，為兩國企業在海外市場開展更為廣泛的合作奠定了良好政治基礎和政策保障。

中日第三方合作可從東盟地區做起

筆者認為，綜合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各個次區域的現實情況和中日兩國的比較優勢，中日開展第三方合作應首先從東盟地區做起。為什么要首選東盟地區呢?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東盟各國經濟發展迅速，已經建成東盟經濟共同體(AEC)，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對外來投資需求巨大，可為中日兩國提供較大的合作空間。

東盟是亞洲第三大經濟體，2015年底東盟經濟共同體(AEC)正式成立，創造單一市場，便利區內產品、服務、投資、資金及人員流動，為區域經濟融合奠下重要里程碑，為東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制度推動力。2017年，東盟國家的經濟總量超過2.7萬億美元，約相當于英國的經濟規模，是亞洲第三大經濟體和全球第六大經濟體。全球知名評級機構BMI研究公司的數據顯示，2018年東盟經濟增長率將達4.9%。據IMF估計，到2030年，東盟地區將有55%的人口處于中產階級，總計約4億人。

東盟對外來投資的需求巨大。東盟已經成為全球投資者最為青睞的目的地之一。同時，東盟大部分成員國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初期或初中期，制造業、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需求十分巨大。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ADBI)的一項研究成果，僅僅在基礎設施領域，東盟要在2016年至2030年間總計投資3.15萬億美元，才能滿足該地區的經濟發展需求。目前，該地區國家每年僅能花費550億美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為1020億美元。

面對如此巨大的融資需求，無論中國還是日本，一家不可能完全滿足，需要推動投融資的多元化。一言以蔽之，東盟地區可為中日兩國企業合作與共同發展提供巨大的市場空間。

其次，中日同為東盟最重要的經貿合作伙伴，雙方都將東盟作為重點經營的對象，同時擁有各自的比較優勢，可以實現優勢互補、風險共擔與利益共享，避免惡性競爭。

日本起步早，搶占先機，且存量大。日本在亞洲地區苦心深耕數十年，通過官方發展援助、投資、人才培養等方式擁有較深政治、經濟和社會根基。目前，日本仍是東盟最大的外資來源國和第二大貿易伙伴。日本企業早在上世紀60年代即開始進入東南亞市場，如今遍布在制造業、金融業、基礎設施等各個領域，擁有非常豐富國際化經營和本地項目管理方面的經驗。日企產品在東南亞市場具有極高占有率。2012年底安倍再次上臺以后，推出“基礎設施出口戰略”，更是將東盟地區作為最主要的推銷市場。

中國存量小，但增速快，有后發優勢。相比之下，中國同東盟經貿合作起步較晚，特別是中國企業進入東盟市場是最近十幾年才興起的現象。作為后起之秀的中國企業在東盟地區整體口碑、所占據的市場份額等方面同日本同行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中國同東盟經貿合作的發展速度十分迅猛，對日本已經形成迅速趕超之勢。中國自2009年起取代日本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并保持至今。截至2016年6月，中國企業累計在東盟國家非金融投資總額615億美元，在東盟外國投資榜上位列第三，排在日本和美國之后。

同時，中國企業在經營東盟市場也有很多自身優勢。中國和東盟地緣相近、血緣相親、人文相通、商緣相聯、利益相融，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過剩產業“走出去”是經濟升級的必然途徑。而東盟國家普遍處于工業化早期和中期，最近幾年已成為中國產業轉移的最重要承接地之一，許多優質的鋼鐵、化工、水泥、機械制造等企業正在進入東南亞國家。與此同時，中國創新型經濟發展中涌現出來的新產業、新業態也開始走向東盟地區。中國的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互聯網巨頭將東盟作為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的重要基地;摩拜單車等共享經濟企業也紛紛開始布局東盟。

毋庸置疑，海外投資風險較大，特別是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耗資巨大，建設周期長，面臨的金融、社會和安全風險大。中日雙方企業如能聯手，不僅可以共擔風險，還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和強強聯合。尤其是可以將中國的裝備制造和人力資源與日本的先進技術和營銷網絡相結合，在基礎設施、制造業、服務業等域開展合作。在這方面，已經有一些中日企業同東盟國家企業一道進行不少有益的探索。例如，中國中信集團、日本伊藤忠商事株事會社、泰國正大集團多年來一直相互參股份，共同拓展三國和海外市場。當前，三方正在著手共同推進泰國迄今最大的綜合開發項目：泰國東北經濟走廊。

三是中日與東盟同處東亞生產網絡，三方的生產鏈、產業鏈、價值鏈相互鑲嵌、相互融合，中日在東盟開展三方合作有助于推動東亞區域合作，促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有利于實現各方共贏。隨著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融入東亞生產網絡，逐漸形成了以中國為樞紐和最終裝配中心的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產業內分工在以逐步顯現由垂直分工向網絡化水平分工升級的態勢。東亞地區的這種國際分工形式和網絡內貿易加強了東亞各國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

中日開展三方合作可促進東亞一體化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了東亞國家經濟，各國普遍意識到僅靠市場推動的經濟一體化是很脆弱的。在此背景下，中日韓三國及東盟國家開始推動政府主導的區域合作進程，并取得了不少成績。作為東亞最大的兩國經濟體，中日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領導作用。例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日韓自貿區協定”就是中日共同倡議、攜手推進的區域一體化進程最好例證。在東亞區域金融合作領域，兩國以最大出資國身份聯手推動了以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為核心的地區金融安全網建設，并促成了“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辦公室”(AMRO)這一“亞洲版的IMF”的建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在市場和政府兩種力量推動下，東亞域內貿易和投資持續強勁增長，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繼續深入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升級轉型，中國在仍以日、韓為重要的核心零部件來源地的同時，加快了同東盟在基建、能源、輕工紡織、化工、裝備制造等領域的產能合作。

另一方面，隨著內需的爆炸性增長，中國逐步成為東亞的最大終端消費市場。上述兩方面變化都進一步推動東亞域內生產網絡向更趨緊密方向發展。

在上述背景下，中日兩國在東盟共同開發市場、實現產業鏈銜接等方面出現了更大的合作空間。中日應著眼長遠，在政府和市場兩個層面聯手加速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這不僅符合中日兩國利益，也符合東亞地區各國的共同利益。

中日惡性競爭往往導致“三輸”局面

此外，中日兩國都逐步意識到，惡性競爭只能導致“雙輸”、甚至“三輸”，東盟國家也希望中日推動良性競爭和互利合作，以實現各方共贏。

近年來，中日兩國在東南亞市場存在激烈競爭是不爭的事實，其中也有一些惡性競爭。有一些項目結果是中日“鷸蚌相爭”，東盟國家“漁翁得利”，但更多項目的后果是三方皆輸，因為很多項目因惡性競爭而最終搞不下去，項目所在國最終也得承擔巨大的機會成本，錯失發展良機。

同時，東盟多是中小國家，雖奉行大國平衡戰略，但對外部大國之間的敵對感到擔心，害怕被陷于進一步加劇的惡性競爭之中。東盟從自身根本利益出發，希望引導外部大國在利益一致事務上進行政策協調與合作。中日兩國應該正視東盟的這種愿望，從自身利益和地區國家共同利益出發，避免惡性競爭，采取更為理性和現實的合作方式。

綜上所述，中日兩國在東盟地區各有一定比較優勢，同時擁有不少共同利益。雙方應摒棄零和博弈舊思維，樹立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在推動良性競爭的同時，積極主動地開展第三方合作，以實現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共同做大利益“蛋糕”。

中日雙方充分應運用各自優勢實現互補，特別是可將中國的裝備制造和人力資源與日方的先進技術和營銷網絡相結合，在基礎設施、制造業、產業園等領域開展合作，以較高的性價比贏得和拓展東盟市場，推動東盟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進程，實現東亞國家的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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