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祭出石油“封殺令”：沒有妥協的空間 直指伊朗經濟命脈

• 2018年7月5日 YaoEnHua來源：國際石油網 84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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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4年中國海洋石油行業市場全景調研及投資價值評估咨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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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國國務院宣布，對伊制裁的180天寬限期在11月4日結束后，美國政府要求其盟友全面停止從伊朗進口石油。對于一切“逾期違規”的煉油企業以及在伊朗從事物流、銀行和保險業務的外國公司將面臨嚴苛的“二級制裁”，繼而喪失龐大美國市場的準入權。美國國務院明確表態，

日前美國國務院宣布，對伊制裁的180天寬限期在11月4日結束后，美國政府要求其盟友全面停止從伊朗進口石油。對于一切“逾期違規”的煉油企業以及在伊朗從事物流、銀行和保險業務的外國公司將面臨嚴苛的“二級制裁”，繼而喪失龐大美國市場的準入權。美國國務院明確表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求的目標是零”，沒有妥協的空間，并且無意給予任何國家豁免權。這道“封殺令”對于以石油出口為經濟支柱的伊朗而言，傷害是極其致命的;對于伊核協議相關方以及主要伊朗石油進口國而言，影響尤為深遠。因美國單方撕毀伊核協議而導致的伊朗地緣政治危機進一步惡化，國際社會維系協議框架的努力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對伊制裁再度加碼

自5月8日退出伊核協議以來，美國高舉制裁大棒，對部分伊朗個人和實體進行制裁，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禁止美國公民與其進行交易。同時向外國企業及跨國公司公布了180天的寬限期，督促其撤離在伊朗的資產，切斷同伊朗的一切經貿聯系，否則就要面臨美國的“二級制裁”。特朗普及其核心幕僚認為，伊朗強力介入敘利亞、也門戰事，在中東地區積極擴展影響力，重塑地區力量格局等行為已經嚴重影響美國利益。而伊朗的地緣擴張得益于其國內政治、社會穩定，因此必須對其強力施壓，迫使其重新集中精力維護國內穩定，為“保持經濟生存”而掙扎。在這種邏輯下，美國拋出對伊石油“封殺令”是“極限施壓”政策的具體體現，意在全面封堵進出伊朗的資金流，掐斷其經濟命脈，迫使伊朗政府徹底放棄既有的核立場以及軍事戰略。

石油產業是伊朗國民經濟的支柱，為伊朗帶來70%~80%的出口收益，并且同其他經濟領域聯系密切，也就是說控制了伊朗石油出口就掐住了伊朗經濟的命脈。據報道，美國的“封殺令”造成了伊朗貨幣里亞爾的斷崖式下跌，與今年2月相比，貶值近50%。隨之而來的是物價飛速上漲，通貨膨脹居高不下。近幾個月內，伊朗國內肉、蛋、奶、水果等食品價格上漲近50%，而居民收入卻沒有明顯改觀，越來越多的民眾在貧困中掙扎。有數據顯示，擁有8000萬人口的伊朗有300多萬人失業，35%以上的伊朗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封殺令”還不可避免地導致伊朗境內大量外國石油公司終止業務“集體出逃”。目前全球石油交易繞不開以美元為主導的結算體系，同時歐洲大型石油企業都有大量的美國資本注入以及大規模的對美業務。雖然歐盟極力維系同伊朗的經貿合作，但卻無力阻止企業的撤資行為。據報道，目前法國石油巨頭道達爾公司宣布撤出已經投入數億美元的南帕爾斯石油開發項目，意大利埃尼集團、西班牙雷普索爾公司、希臘海倫石油公司等歐洲主要煉油商也已決定終止向伊朗購油。

面對“封殺令”，6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中國和伊朗是友好國家。我們在符合各自國際法義務的框架內保持著正常交往與合作，包括經貿和能源領域的合作，這無可非議”。隨后，土耳其政府也稱，不打算響應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而石油出口大國俄羅斯也表示，美國的行為缺乏法律依據。

沖擊全球能源結構

伊朗目前已探明石油儲量為1600億桶，接近全球儲量的10%，石油日產量約380萬桶，日出口量約為250萬桶，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第三大出口國，在全球能源體系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國施壓各國封殺伊朗石油出口，一方面在供給端造成巨大缺口，另一方面在需求端令伊朗石油主要買家陷入兩難境地。

據估算，美國此舉或導致全球石油供應每天減少200萬桶，造成60萬至100萬桶缺口。雖然美國已經敦促俄羅斯、沙特等國增加石油產量，同時也將派員赴海灣地區協商石油增產事宜，但由于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全球石油市場能否在短期內彌補這一缺口卻值得懷疑。沙特于6月26日宣布，計劃在7月把石油日產量提高至創紀錄的1080萬桶，但其他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并未給出明確的增產數字。探明石油儲量世界第一、出口曾達每天300萬桶的委內瑞拉因經濟惡化、設備陳舊，近年產能持續下滑;利比亞因持續戰亂，其最大的石油港口在6月中旬停止裝載石油;安哥拉和尼日利亞這兩個重要的非洲產油國的石油出口也在下降。專家預計未來全球石油的新增產量只能達到每天70萬桶左右，低于市場預期。石油需求端的混亂同樣嚴重。伊朗石油出口的三分之一運往歐洲，亞太地區也占很大部分。對于這些工業國而言，改變石油供給結構要涉及管道、航運、保險等諸多領域的大幅度調整，代價巨大。此外諸多因素的疊加助推全球油價在最近一段時間內持續走高，增加了經濟運行成本和風險，加大了部分國家的主權債務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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