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該如何保護個人信息？

• 2018年8月10日 ZhangHongYuan來源：《財經》雜志 76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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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4年中國網絡運營行業市場前瞻與未來投資戰略分析報告

  網絡運營行業研究報告中的網絡運營行業數據分析以權威的國家統計數據為基礎，采用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分析方式，利用科學的統計分析方法，在描述行業概貌的同時，對網絡運營行業進行細化分析，重...

網絡化時代的個人信息保護問題，是世界性的挑戰。

我國要強化個人信息保護，也必須建立一站式的監管體制，明確一個獨立的行政部門來專門負責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執法。法律制定得再好，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執法者，還是一紙空文。

我國現在涉及個人信息保護的很多法律規則，都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法收集個人信息。但在實際生活中，筆者曾經遇到，酒店對入住的客人收集相關的人臉信息，多方投訴卻無任何結果。沒有一個機構認為自己應該對相關行為承擔監督的職責。在這樣的執法體制之下，怎么可能期待建立一個有實際效果的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呢?

另外，對于頻繁爆發的黑客入侵企業內部系統竊取個人信息，企業內鬼主動泄露個人信息，企業違規分享、轉讓、倒賣個人信息等事件，如果不是發生了諸如山東徐玉玉案那樣的惡性事件，引發輿論高度關注，哪個主管部門會認為自己有義務去檢查、督促企業建立更加安全的個人信息保護系統，完善企業內控制度，從而防患于未然呢?

要真正解決此類問題就必須打破條塊分割、分而治之的局面，建立強有力的、統一的、配置有專門執法權的、負責個人信息執法的監管部門，并且將該部門的職責告知民眾，建立有效的投訴處理機制。只有這樣，個人信息保護法律制度的實際有效運行，才具有了制度基礎和真正的動力來源。

民事、行政、刑事責任合理分配

個人信息保護的良善規則之治，還必須建立在妥當的價值均衡、尊重市場規律和技術發展趨勢的基礎之上。

因為關涉隱私、尊嚴、人身與財產安全，所以個人信息在法律層面被予以認真保護。保護個人信息，不是因為個人信息本身的價值，而是因為背后的人需要得到保護。但法律上對任何法益的保護都不可能是絕對的。法律會將需要保護的利益放在一個整體框架中尋找最妥當的均衡點。

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不可能在享受互聯網技術發展帶來的紅利的同時，又把自己包裹在信息隔絕的空間之中，這從技術層面看是不可能的，從利益均衡的角度看，也是不合理的。

每個時代都會催生具有時代特色的隱私期待，個人信息保護的制度邊界必須與此相適應。在個人信息保護的水準上，并非越高越好，因為過猶不及，過高的保護標準反而會阻礙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迭代發展。

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注意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的配置上比例得當，銜接流暢。基于各種理由，在個人信息保護問題上，必須以行政責任為主導，配之以典型行為樣態下的刑事責任和偏向于個人之保護，以舉證責任倒置，責任推定和有限情況下的連帶責任為基礎的民事責任。

其次，要注意區分個人信息與數據，對于后者應該尊重相應的數據主體合法財產性利益，鼓勵充分的商業化和流動。歐盟在制定GDPR之后，另外專門立法促進非個人數據的自由流動，并非偶然。

我國《民法總則》第111條和第127條明確區分了個人信息與數據作為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這種立法理念非常先進。應該以此為基礎建立兩個邏輯不同的制度體系：對個人信息強調保護，對數據則強調財產性價值的認可。至于二者之間的關系，應該采取個人數據定義保留原則，也就是說，除非被明確界定為屬于個人信息，并且被相應的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所覆蓋，否則推定為屬于數據，適用法律上的關于數據的規則。

再次，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則需要尊重技術發展趨勢，應該更多地鼓勵新技術的發展，以技術手段來解決個人信息保護。信息技術的發展是解決個人信息保護的最有效方法。這一點已經被很多實務案例予以證實。

例如，網約車司機與乘客聯系時，采用虛擬號碼就很好地解決了乘客的手機號碼信息泄露問題;快遞運輸包裹上的電子代碼技術，基本上解決了運單上的個人信息泄露問題。

因此，在個人信息保護的問題上，設置禁止性規范以及其他的強制性規范時，必須為技術發展留有彈性空間。個人信息保護不能因噎廢食，要尊重市場規則，重視和相信以技術手段來解決問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比一刀切式的禁止更加妥當。

甘蔗沒有兩頭甜，進入互聯網時代，不能一方面享受信息技術的紅利，另外又不承受技術發展帶來的消極后果。但可以通過理性的制度設計，盡可能二者得兼。社會的任何發展和進步，無不是在這種權衡利弊中摸索前行。

(薛軍/文，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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