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將如何？

• 2018年10月31日 chinairnwz來源：互聯網 93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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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待中美之間關系的演變

　　對這一被稱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作個追溯的話，最開始階段，如果以跡尋心，“論跡又論心”的作個粗線條評價，美國方面主導的表現應該講還是很有“情懷”的。

　　較典型的表現是有庚子賠款以后，美國人主動考慮把這筆錢返回來在中國發展教育和醫療：建設燕京大學是辦教育，成為北大清華的基礎;建設協和醫院是辦醫療——我注意到洛克菲勒家族的掌門人當年以極大的熱情做了非常精細的考慮。

　　隨著硬件還有軟件，以全套的支持要把中國的現代醫學發展起來，培養出了后面中國醫學界一大批帶頭人;還有后來抗戰中的飛虎隊，以及大家現在越來越多接觸到的像司徒雷登這樣長期在中國做教育的教育家的事跡。這個階段主要是體現了“情懷”這個關鍵詞。

　　到了1949年開始的新階段以后，中國對蘇“一邊倒”，經過朝鮮戰爭的熱戰之后，又在朝鮮戰爭“熱戰”之后又跟著兩大陣營的冷戰走，可以“熱戰-冷戰”作為關鍵詞，當然這也使中美關系陷入低谷，而且曾經一度認為是最主要的敵對性質的關系。

　　到了決定邀請尼克松訪華以后，這個新的階段，我覺得主題詞就是“戰略”了：中國和美國的戰略不期然走到了一起，中國必須在戰略層面考慮和美國的互動來制約蘇聯;在美國這邊可以理解，尼克松也是從戰略家的角度認為“不戰而勝”(和平演變)是一個最好的前景，他在主動地與中國建立關系方面，也應該承認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政治家。

　　所以，再到后來于卡特的任上中美建交，鄧小平的戰略思維是和前面的高水平戰略思維一脈相承的，在他訪美之后中美的合作開始打開更為廣闊的空間。

　　在中美建交以后的一個階段上，我覺得它的主題詞就是“利益”——大的戰略方面有默契、有認同以后，主要的利益考量方面，也是高高低低地變化，摩擦曾經非常明顯地上升到以導彈襲擊我們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和南海撞機事件，沒想到出了“9·11”，又是由利益給雙方拉到了一起，遂有了中國入世以后相當好的一段雙方關系在利益方面的共享期，被人稱為“中美國(Chimerica)”。

　　現在的轉折點，我認為就是到了一個早晚要來的“叢林法則”主導的階段，過了一個臨界點，叢林法則要起主要作用了。中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總量超過美國以后，越來越多地醞釀了這個叢林法則要翻過來主導。

　　這個叢林法則按照哲理上說，是人類文明不論怎么發展，不論說多少自由、平等、博愛，它到了某個臨界點以后，老大必然是排他的、要打壓老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設中國未來真的能成世界頭號強國，也一定是要打壓老二的，這個事就沒有更多道理可講。

　　在這個層面上，這里不用再過細討論什么貿易逆差里面的誰是誰非——確實里面有誰是誰非，但都已不是非常關鍵的決定性的問題，你講再多的道理也沒用。美國現在的戰略，就是人們說到的進入了以中國為頭號遏制對象的新的階段，而且這個階段它一定有長期化的特點。

　　貿易戰只是中美關系作為一個冰山于海平面以上直觀看得見的部分，底下一定是全面的考量與連帶關系：經濟實力，科技創新能力，金融的影響力、輻射力，軍事方面考慮到極端情況的對抗，還有就是軟實力這方面的較量。

　　在這個全景視角考慮，中國遠遠沒有達到跟美國可以去做什么對決的平臺，你根本不要想在這方面采取什么決一死戰方案。網絡上面有的評論說，“寧可戰死不當美國奴”，我忍不住做了個評論：“戰死就沒有中國夢了”。

　　理性的討論一定要考慮，在中國遠遠沒有達到和美國對決實力的情況下，怎么處理這個中美關系上所謂的質變。這個新的階段，競爭為主可能就是主題詞、主基調了，但是可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可能表現為在這個過程中摩擦、沖突烈度一會兒高一會兒低。我們也承認，中國方面的一些不當處置，促使這樣一個早晚要來的事情加快到來了，這是我們的失策。

　　對這個事情作更多討論似乎已經意義不大，但是值得反過來想，再往下我們的理性態度能不能水平提高一點兒。一味高調高姿態，《厲害了，我的國》，到頭來，中興事件有人說實際情況表現為“掐住了，我的脖”，弄得我們很多的被動因素，都被捅出來了。

　　中美關系演變到現在，如果是做個小結，我認為就是進入新的階段，關鍵詞是競爭、“過招兒”，而且這個階段有長期特征。這是沒有辦法的，叢林法則主導之下的競爭已是現在的基本特點。

　　2中美關系新階段雖有過去的冷戰的可比之處，但是我們要全力避免落入類冷戰局面，而且存在著避免的可能性。

　　如對避免冷戰局面的這一可能性作最簡單的分析考察，可以說，我們這些年研究的新供給經濟學，是想從學理上說明人類社會的供給側創新，已經推到正面講的共享經濟時代，全球化使中國美國相互投資，產業鏈上分工互補，曹德旺跑到美國去辦廠，打了貿易戰以后馬斯克還到中國上海建全世界最大的單體外資工廠，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間還相當大。

　　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后面還有十分可觀的發展空間，世界上許多有心的投資者，其實都還在盯著中國市場。正面講的共享經濟激勵，還有負面講的核毀滅制約(這個在二戰以后已可看得非常清楚、但現在很多場合仍沒有捅破窗戶紙)就是所謂“核威懾”。

　　為什么二戰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戰遲遲沒有出現?就是核威懾已使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人類社會未來的可能性成為極小概率事件了。

　　其實這兩方面合在一起，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我們再也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期，就是鄧小平80年代他總結學者研究以后所說的我們時代主題變了，時代的主題現在是和平與發展。

　　學理上對此是完全可以論證的，而這個全局認識框架之下的這一戰略思維、戰略設計的原點，非常非常可貴。當時鄧小平說的這個話，似乎并沒有多大沖擊力，但是這幾十年我做研究中反復思考，覺得他實際上是非常關鍵性地否定了從列寧主義到毛澤東時代所認識的那個“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戰略判斷。

　　于是從原點認識到整個邏輯鏈條展開的不一樣之處，決定著我們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動搖，是完全順理成章的。

　　所以，現在中美之間在以上說的共享經濟和核威懾合在一起這樣的一個時代特征下，加上信息化，加上順應社會新生代的主流訴求(他們很快會主導整個社會生活)，我們當然就要全力爭取中國繼續按照這個時代主題實現和平發展、和平崛起。

　　這種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同義表述，就是美國那邊不管怎么樣難受與無奈，還是和平地接受中國越做越大，而不訴諸戰爭。

　　　3在繼續演變的過程中，中國自己的可能性空間。

　　就在于我們能選擇什么，怎樣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

　　中國在被動接招和努力反制的同時，一定要下決心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在這個已經全球化的經貿體系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把大政方針的改革開放，做得更像樣些——實際生活中間我們不少方面做得應說還很不像樣。

　　到了改革的深水區，有這么多的改革宣示，這么多的指導原則，但落實的乏善可陳。在社會矛盾累積的情況下，改革和社會矛盾的累積在賽跑，有人直稱改革和中國的革命在賽跑，不要拖延到了不可收拾的田地。

　　怎么真正改革攻堅克難?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要真正攻堅克難，恰恰開放就是一個很好的倒逼。上一輪的入世，杜潤生老先生說這是逼著中國變法，清理文件柜——變法，就是求新，就是圖強，新的一輪貿易戰也可以起這個作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對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言，貿易戰使我們有可能“變壞事為好事”。

　　貿易戰對雙方都不是好事，美國“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有它的底氣，它的籌碼多。中國可能在某種意義上講，耐受力比美國強一些，但那是老的概念，如中國到了某個臨界點突然一下不可收拾，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了。

　　各種矛盾攪在一起不可收拾的情況，可以回顧一下從1988年價格闖關一直演變到學潮，演變到“六月風波”，那是不是就幾乎表現得不可收拾了?然后在西方全面制裁情況下，GDP落到4%以下，而決定性的反轉是鄧小平南巡。

　　但假設中國如果再來一輪這種矛盾爆發，誰來南巡?對這個事情，我們要全力避免。“做好自己的事情”有非常深刻的內容，有必須抓好抓實的迫切性。在這個方面“變壞事為好事”，當然我們就得“變壓力為動力”。

　　我覺得這已經有所體現。比如今年博鰲論壇，領導人在場宣布我們主動降低關稅。實際上主要就是壓力逼著我們變，跟著，便有金融系統的領導宣布十條左右的金融降低準入措施，這都是做了很實的事。

　　總理宣布，我們降低關稅首先要降低汽車關稅，其實這是必須降低的——佐立克專門說到這一條：中國入世以后這么多年，中國這邊進口美國車的關稅是25%，而美國進口中國車是2.5%，“我怎么跟總統交代?”設身處地想想確實是交代不過去。

　　降低汽車關稅的旁邊，中國自己還降低了老百姓特別需要的治癌癥等藥物的關稅，也正好是呼應了影響很大、好評如潮的《我不是藥神》的電影(總理專門強調，降低藥品進口關稅之后，還必須盯著藥品價格的降價，落實到位)。

　　這些是有社會基礎、也有官方認同的改革空間的。這些都是屬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變壞事為好事，變壓力為動力，那么我們就有可能逐漸地“變被動為主動”。

　　這個過程如果從長期的視野，從歷史長河來看，確實應認清：人類社會一個一個經濟體你追我趕的發展，不可能走在前面的永遠是老大。歷史上英國經過追趕趕超了荷蘭，美國經過追趕趕超了英國，那些時候可能還有更多的血與火，而現在是越來越多地按照“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大家怎么過招的問題，不至于走到最后那么殘酷的大戰局面了。

　　在對這些情況作通盤把握之下，中國逐漸做大做強發展起來，又是一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哲理上說，于其內核上我們必須切實認同的邏輯：到了這個全球化共享經濟和核威懾的時代，“地球村”就是命運共同體，就是要“摒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這是領導人明確宣示過的話。

　　有人可能理解為這是宣傳用語，我不這樣認為——我們研究者一定要把這個道理說透，它實實在在是以嚴謹的學理支撐出來的道理。在這樣一個“和平與發展”過程中間，美國是守成大國，中國是新興大國，中國是在走上坡路，或者說，美國總的趨勢是走下坡路，這是沒有辦法視而不見的。

　　所以，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如要以幾十年的時間段往前看，如果中國能夠避免矛盾的爆發越過臨界點、能夠大體消化這個矛盾凸顯期的話，在時間這個“最好的朋友”的幫助下，應有信心以改革開放之路使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有的學者以數據畫出了一個曲線很有意思：美國從1900年開始到2017，GDP總共翻36倍。

　　那么中國到2017年找一個前邊GDP翻36倍的過程，是從1987年(改革開放已經走了8年)開始的，GDP翻36倍的兩條曲線高度一致，但時間軸上中美是1：3.9!這就是中國在工業革命落伍以后“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直觀表現，有這么大的一個市場潛力，又碰上全球化和核威懾的天賜良機，能不能繼續這樣，真的與全球一起按照共贏邏輯走出一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之路，這是我們應做出一切努力來爭取的前景。

　　按照這個框架來理解中美關系，我覺得我們現在可做的事情，確實還非常值得把它排列一下，能不能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建議?

　　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個改革里，我認為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些地方如老百姓所說的是“打右燈往左拐”，甚至“打雙閃開倒車”：社會上寧左勿右的氛圍，一輪輪喧囂起來的什么消滅私有制，民營經濟退場，說起來都人心惶惶，跟十九大文件完全對不上，但是說這種話的人他們卻非常有安全感(確實他們沒受到什么“威脅”)。

　　總是有這種暗流涌動，翻成明面上是在否定黨的基本路線，這方面能不能有更堅決的態度來遏制?中央要求糾正侵犯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那么重慶打黑那么多錯案冤案敢不敢動?現在全國只翻了一個張文忠案，另一個代表性案子似乎就碰到了很大的阻力，諸如此類問題的解決這都是實事兒。

　　如不能真正堅定不移地在改革開放方面實質性推進，談何做好自己的事?政治體制改革，其實在內部討論里誰都不諱言，早就看清楚了，鄧小平1986年就說政治體制改革不做出來，經濟體制改革也走不了多遠。但八九以后他不提這個事了，應是寄希望于“后人比我們更聰明”的解決方案。

　　如從策略考慮并可以上升到戰略性層面把握的一個結合點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必要去爭論不休地搞什么正面設計的方案(這會多少年遲遲搞不出來)，就是要借鑒“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1880到1920年40年左右的時間，美國“進步時代”碰到的問題，跟中國現在社會上矛盾累積的情況大同小異。

　　有學者專門寫了文章曾經引起高層的高度重視，就是可通過各方難以拒絕的從“加強管理”角度來切入的清理苛捐雜稅、政府財力汲取靠規范的東西——依法的稅制這是必然選擇，還有這些錢拿來了以后怎么用，稅收和其他非稅收入合在一起，預算怎么樣講規范化，怎么透明而加上公眾參與、接受公眾監督，結果真正“人民當家作主”這套東西就都進來了，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本來要解決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間，公眾意愿的表達機制借助媒體，現在已不可遏制，不僅有官辦媒體，還有自媒體和這么多的多元化的媒體，一起來監督政府，督促政府把事情做好，這都跟美國在進步時代的舉措大同小異。這方面我們可以不正面設計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但要抓住不放現在社會上大家都關心的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這正是美國最典型的兩個直接稅。

　　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就是得到了進步時代確立的這兩個直接稅支柱的作用:聯邦政府主要靠個人所得稅過日子，地方政府local這個層級，靠財產稅過日子，中間的州更多靠銷售稅——形成非常清晰的政府“錢從哪里來”的框架，而且以有效的再分配不斷地緩解收入差距。

　　雖然現在也有批評緩解得不夠，但至少比中國的緩解做得好得多。中國到現在為止說了這么多社會主義，我們自己的直接稅還很不成樣子，而且相關改革做起來還困難重重。這都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所必須做的。這里只能點到為止說一下。

　　對外，一定要低調處理一些事情。鄧小平當時看得很清楚，跟李慎之說，幾十年跟著美國走的都富起來了。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那中國怎么致富?既然不是說要以戰爭與革命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再發展，那么一心一意謀發展中，這便是個最基本的常識。國內這么多的教育問題、社保問題、各種扶貧的問題，高調對外搞外援也需適可而止。

　　至于說歐洲和日本,可能他們也希望看到美國遏制中國，同時他們也覺得他們有了機會。我們就可以利用他們眼中的這些機會，實際上于多邊博弈中，肯定是能反制美國一些的。

　　這樣尋求在中美斗而不破的過程中，避免最壞的類冷戰，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過程中，找到階段性的一些新平衡點，推著來——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

　　這方面，我覺得實際上有很好的基礎，現在了解一下中國較有素質的人，孩子都在哪兒?很多是在美國、歐洲、澳洲、加拿大，原因關聯于“軟實力”——教育、科技、人文，形成了人的“走出去”。

　　從企業來看，大家都知道曹德旺到美國去辦廠，跟著產能走，這都是經濟活動里最基本的東西，這也是很好的基礎。跟著產能走的企業投資、資產布局，不正應當是這樣嗎?大量美國資產到中國來，大量中國資產跑美國去，這是好事，這些事情、這些基礎因素，都值得非常好地調動起來，運用于無形之中。

　　在原理上要說一點認識：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那么我們中國現在應很好運用馬克思主義一些基本的東西。關于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其實專門強調了不是一般地否定對私人財產的占有，只是否定利用它來奴役他人。

　　在“資本論”里非常清晰地提出，在資本主義發展成就的基礎之上，在聯合勞動、資本社會化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過去由于我們思想框框多、僵化，不敢討論這個命題，其實馬克思所講的，絕對不是有人所說的生活資料所有制——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是天然所有，不用討論，工人他拿著自己的工資必須吃，必須穿，這就是他對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沒有什么重建的問題，無可討論。

　　馬克思講的，其實就是當時已經意識到的，我們現在稱為“現代企業制度”的股份制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有揚棄，而且馬克思已經區分了“消極揚棄”并上升到“積極揚棄”的認識，這不就是說得很清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起點嗎?

　　而且繼承這些原理，是對應著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那個理想、那個初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共產黨人現在到了執政黨地位以后，占領道德高地，這是多么好的一套原理!很遺憾，中國現在討論太不夠了。

　　怎么認識寫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由?正面講，這個“自由”它到底是怎么樣和民主與法治結合在一起?我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走向共和”，辛亥革命時中國早就認清楚這個事情了——我說這個走向共和應是“把權力和人性都關進法治的籠子里”，這在全球我覺得都可以討論，都可以形成它的共同點。

　　美國說要打壓中國——我說的叢林法則，沒有更多道理可講，但要在“自由”這個道理上交流這個理念里中國有它自己的空間，也有我們對接道德制高點更好地跟各經濟體交流合作的很好基礎，我們這個基礎用得是不夠的。

　　依我理解，馬克思的理想，很大部分如今首先是實現在北歐和英國。“從搖籃到墳墓”的這種福利國家，不就是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里所說的前景嗎?高額累進稅，節制資本，這些事情都可以再進一步討論，前些年有人所說的“民主社會主義”救中國，那個討論好像又變成了貼標簽的方式、必須要按照資本主義自由化來批判的東西。

　　試想為什么不能討論?恩格斯晚年已經非常清晰地指出了有可能用和平的方式去解決原來他們認為用暴力革命手段去解決的問題。生活實踐中間，已經從人本主義視角現實地在肯定著北歐和福利國家這一系。

　　我覺得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方面是很值得進一步探討的。中國現在如在“軟實力”里不讓大家討論，那這便成為我們的短板。在國際交流中應求同存異，而且對于這些有關情懷與理念的共同點，我們要調動起來。

　　4在大思路的基礎上可提出的建議

　　基本思路，應是我們把握大的戰略和高水平的戰略，援引鄧小平當年的思維和領導人現在已提出的一些很好的概念深刻領會為什么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要有一千條理由搞好?至少力求“斗而不破”的新平衡。

　　我的建議是：第一，淡化意識形態，不要陷在意識形態里。要務實地認定前邊幾十年間跟著美國走的都富起來了——這是常識告訴我們的、合作競爭中一個基本的統計現象支撐出來的我們應有的考慮。

　　在中美交流這方面，應該充分展開，中國向美國充分地學習，一定是必要的。華為被美國打壓得那么狠，但任正非到美國去了以后，他由衷地欽佩美國的高科技，反復強調好好地向美國學習。

　　其實這是一千條道理里的一個非常務實的角度，而沒有一條道理要搞壞。當然綜合起來，戰略、策略上說，該反制的，還是得反制的。

　　第二，“善于守拙”。就是我們自己要實事求是、有自知之明地看到確實很多地方技不如人——現在科技日報已經列出幾十個核心科技領域我們的短板是怎么個樣子。

　　當然我們也有走到前面的，如高鐵整裝能力上，在這個階段，高鐵350公里左右時速，中國在招投標方面是最有競爭力的，但是高鐵用的輪軸，中國還一根都做不出來，完全要依靠進口，這都是我們的短板。

　　“善于守拙，韜光養晦”告訴我們的是不扯旗，不當頭兒，專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鄧小平說那個頭我們當不起，很多優勢反而就都會失去，這對現在有非常強烈的指導意義。

　　第三，一定要堅持全面開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最好的選擇，而且從全球來說是沒有什么障礙的。大邏輯上講，你要和平演變我?我還要和平演變你呢!真正的自信在于誰能更好認識與順應客觀規律，摩擦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總體來說堅持爭取共贏，是沒有硬障礙的。

　　第四，中國要非常好地擴大內需。領導人已經注意到了，現在一系列措施正在部署。擴大內需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我們現在說的投資后面應該跟出來的“以活力和向好預期支撐的消費”。

　　將近14億人的大市場，回旋余地這幾年已經表現，我們出口這方面實際對中國增速的支撐力，已經下降到很低水平了，統計下來，在2016年已經表現為負的支撐力了。

　　所以，這方面我們要有一定的信心，現在這種不良的心態、不良的預期很多，觀察下來是有夸張特色的。等它得到消化、收斂了以后，更多的東西有利于我們凝聚這個擴大內需的信心與實效。

　　第五，改革一定要攻堅克難，現在應該肯定的一些東西，還是要繼續擴大戰果。比如三中全會提前召開以后對大部制改革，有今年兩會上的部署，這是多少年來沒敢動而終于動了的。養老金的全社會統籌，應該乘勢實現，這次個人所得稅跟出的軒然大波，已經有可能乘勢解決這個攻堅克難的問題——這是部門利益阻礙了多年的事。

　　在企業混改這方面要借助PPP，很多具體正面設計的混改做不下去，但你要一做PPP，就會發現那個特殊項目公司(SPV)天然就是一個政府根本不想一股獨大、給民營企業、社會資本充分空間的混合所有制。

　　靠這種東西，讓大家、讓全社會去看，而不是陷入鄧小平說的爭不出結果的那種爭論。還有司法改革，這對于中國太重要了，現在民眾對于中國司法的信心已到了很低的水平，這一定要改變。

　　第六，我認為“一帶一路”這個倡議還是有它非常合理的內核的，應循序漸進，向西為主，擴大聯系和影響。這個過程中鍛煉中國人自己知道怎么處理復雜的事情，怎么樣跟大家一起和平發展。

　　第七，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中國要長期打算，一定是幾十年的過程。細的內容不展開說了，勢必要走到中國有能力“自拆防火墻”，使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可兌換，其后中國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這一定是對我們的一個綜合考驗。

　　第八，提升中國軟實力。這篇文章還遠遠沒有研究，但又是不可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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