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儼然成為了最具不確定性的年份——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會否付諸實踐?其減稅、去監管、擴基建等主張會否持續推升通脹預期?中國如何應對轉型過程中的內外部沖擊，并應對潛在的“匯率操縱國”指控?

　　針對上述問題，在上海交大高級金融學院（SAIF）主辦的“上海金融論壇”期間，前印度央行行長、芝加哥大學杰出金融學教授拉格拉邁·拉詹(Raghuram Rajan)接受了第一財經的專訪。

　　“特朗普說全球化加劇美國失業，但可能各界對貿易過度關注。過去5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占GDP之比始終在12%的水平，因此并非美國的制造業不再具備競爭力，而是美國不再生產鋼鐵煤炭，轉為生產更高科技的產品，技術進步也使生產率提升。”因此拉詹認為，過度強調貿易戰其實存在指鹿為馬的嫌疑，重要的是關注技術進步，政府要對低技能員工進行再培訓。

　　針對各界關注的人民幣問題，拉詹也建議，中國應該“兩步走”——首先要強化各界的信心，其次則是應該暫時強化對非法、投機性資金出境的管控。“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近期中國當局在做的都是在支撐人民幣匯率，而非刻意使其貶值，因此特朗普的‘匯率操縱國’指控是站不住腳的。”

　　值得注意的是，拉詹是當年極少的幾個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就預言風暴即將來臨的經濟學家之一。2005年，拉詹在美聯儲舉辦的一個會議上宣讀論文，對日益擴大的金融證券化所帶來的風險提出警告。這一警告并沒有得到廣泛響應，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甚至批評該論文提出的“假設簡單而且帶有一點勒德主義(Luddite，指厭惡技術進步)”。當然，之后發生的一切眾人皆知——美聯儲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監管缺位、證券化等金融創新過度成了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

　　支持加息 低利率扭曲價格

　　拉詹是美國財政部名譽經濟顧問和美國金融協會的前任主席，他在2003年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年輕的首席經濟學家。2013年，拉詹放棄在美國的學術生涯，臨危受命，出任印度央行行長。如今，拉詹則重新回歸學術研究，他對全球宏觀經濟方面的研究具有絕對的權威。

　　早在2013年5月，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毫無先兆地表示——美聯儲可能逐步退出量化寬松(QE)。話音一落，新興市場出現了瘋狂的資金外流，這一事件也被稱為“削減恐慌”（taper tantrum）。當時，拉詹曾在不少論壇上“炮轟”美聯儲，認為美聯儲應該關注其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加強市場溝通；但另一方面，過去一年來，拉詹在多個場合表示，低利率可能會造成價格扭曲，他也支持美聯儲加息。

　　針對這兩種不同的表態，拉詹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稱：“如果要修復金融體系，當時QE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經濟體系中積累了巨量債務，因此對于這些政策沒有很好的響應。QE此后沒有創造額外的增長，反而招致蓄意削弱貨幣之嫌。”

　　“QE導致大量流動性進入新興市場，推高了這些國家的貨幣幣值和債務水平，可見QE不僅加劇了發達國家的脆弱性，也加劇了新興市場的脆弱性，對價格機制有強烈的扭曲作用。正是由于發達國家創造了這一系列問題，因此我才強調，在美國退出QE、加息的過程中要與市場充分溝通，不能突襲。”拉詹解釋稱。

　　如今，他支持美聯儲在經濟復蘇的條件下漸進加息，并對美聯儲當前的溝通工作表示滿意。“持續的寬松政策會加劇全球風險，退出QE、加息永遠沒有最好的時機，如果始終猶豫不決，全球經濟就無法擺脫這個狀態。因此，美聯儲提出因為經濟好轉而準備加息，我認為這是非常合適的，也可以給其他央行一個信號，不要過度依賴貨幣政策，也不要對加息反應過度。”

　　“好消息是，美聯儲如今在政策聲明中，總是會提到全球其他經濟體的狀況，包括中國經濟，信號更加明確，”他表示，隨著2017年正常化進程推進，希望日本和歐洲央行也能效仿美聯儲的溝通做法。

　　此外，正是由于美聯儲加息，外加特朗普對于財政刺激的政策主張，全球通脹預期持續抬升，這也導致此前債市出現了恐慌性拋售。對此，拉詹認為通脹的確存在上行風險，但仍需要關注其后續的政策落實。

　　“近期發布的就業報告顯示，美國平均薪資增速不錯，說明就業好轉(找工作的人減少、薪資上升)，這是經濟的利好消息，過去的通縮風險已逐步消散。但通脹是否足夠強還取決于其他因素，例如財政刺激能否實現。此外，企業稅制改革仍停留在語言層面。”拉詹稱。

　　全球貿易并非失業本因

　　除了貨幣政策，貿易也是全球各界關注的焦點。過去近二十年，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讓世界各國都斬獲了巨大經濟紅利。然而，一切似乎都在2016年發生了突變。

　　在全球經濟整體疲軟的背景之下，來自政治、民粹主義的反對聲音正在逐漸抬頭，特朗普認為全球化是導致美國失業、制造業失去競爭力的主因。在很多人看來，“中美貿易戰”似乎一觸即發。一時間，“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成了焦點議題。

　　拉詹對“貿易戰”風險表示關注，但他并不認為這是失業問題的核心。

　　“特朗普的競選言論可能和其實際政策會有所出入。如果說全球化導致美國失業上升，這可能并不準確。”拉詹認為，過去5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對GDP的占比長期都是保持在12%的水平，因此并不是美國在制造業方面不再具備競爭力，“只是美國改變了從前的做法，他們不再生產鋼鐵煤炭，而是實現了價值鏈升級，轉為生產更高科技的產品。”

　　與全球貿易相比，拉詹認為，更應該關注的是技術進步而造成的失業。“技術進步導致生產率提升，勞動力需求下降，科技對失業的影響只會不斷加大。同時，即使美國存在就業崗位，但低技能勞動力無法滿足崗位的要求，因此不應該只是關注貿易，而應該關注真正的問題和解決方式，即要加強對低技能人員的再培訓(retraining workers)。”

　　此外，德意志銀行的研究也發現，“中美貿易戰”并非那么容易。名義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易逆差為3660億美元，幾乎占到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總額的50%, 但這一數字存在誤導：中國對美出口中很大部分出自加工貿易，約37%實際來源于全球供應鏈上從其它國家進口的部件。

　　因此，經計算加工貿易影響后得出，中國或只占美國年度貿易赤字的16%，僅略高于第二位日本的13%和第三位德國的11%。若中美發生貿易戰，勢必將牽扯全球供應鏈上的所有參與者，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國公司。

　　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

　　眼下，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也是全球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人民幣在2016年對美元貶值近6%，而美元走強的趨勢似乎在2017年仍在持續。

　　拉詹認為，部分資金外流是因為中國企業提前償還外債，這在美元走強的背景下是明智的。拉詹認為人民幣不會持續但邊走貶，但他也建議，為了應對持續的資本外流，中國可以做兩手準備。

　　首先，他認為中國要強化國內信心，因為中國經濟基本面仍然強勁；第二，中國刻意暫時增加對投機性、非法資金出境的門檻或障礙(friction)。

　　“第一步則是一切的根本，如果不強化信心，資金外流無法避免；但第一步并不充分，因為一些有信心的人可能會擔心其他投機者的資金外流，也開始提前換匯，因此要‘兩手抓’，”拉詹認為，第二步其實是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當資本外流壓力減小時，也可以減輕類似的管控。

　　他強調，盡管人民幣過去持續貶值，但這是基于市場供求的浮動。此外，“中國當局近期的做法都是在支撐匯率，這并不符合特朗普所稱的‘匯率操縱國’名號。”

　　截至1月13日收盤，美元/在岸人民幣報6.9022，一周累漲236點或0.34%。

　　2016年伊始，中國并加強了對資金出境的審查。同時，從1月4日美元出現回調以來，人民幣便逆轉了此前持續近一年的單邊貶值走勢，連續數日走升。由于離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告急，離岸空頭慘遭“踩踏”。人民幣隨后連續三天大幅上漲，離岸人民幣期間大漲了1130個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