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德國、日本只是特朗普的“前菜”？

　　當國人歡度春節的時候，特朗普正忙碌著向各國提出警告，引發眾多微信群紛紛討論他的套路。特朗普在宣布退出TPP談判之后，首先向墨西哥開刀，提出美國修建邊境隔離墻的費用應該由墨西哥來支付，如果墨西哥不肯支付，則準備向墨西哥征收20%的特別關稅。接著，特朗普又開始指責德國和日本，說他們操縱匯率，讓歐元和日元過度貶值，導致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

　　其實，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逆差并不算太大，如美國2015年的商品貿易逆差約7500億美元，作為美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的墨西哥占580億美元，不足其逆差總額的8%；對德國和日本的商品貿易逆差均為750億美元左右，占商品貿易逆差總額的10%，而80年代美國對日本商品貿易逆差最高時達到33%，如今已經大幅回落了。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易逆差近3700億美元，占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總額近一半。

　　很顯然，美國要縮減貿易逆差，效果最佳的方法縮小中美商品貿易逆差，這就是為何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曾提出要對中國征收45%的關稅，而對墨西哥只征收35%的關稅。按美國商務部的統計，2015年美國購買了4819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占美國商品進口總額的20%，也要占到中國出口商品總額的20%以上。

　　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最初的起因是中國對英國大量出口 絲綢、茶葉和瓷器，使中國成為英國貿易逆差第一大國，英國屢屢向清政府提出要多進口英國貨物，清政府總是置若罔聞；而東印度公司通過向中國出口鴉片來獲利，最終導致戰爭爆發。如今，特朗普對中國發難，也是因為過去30多年來，中國對美貿易一直維持順差，如今已經成為占美國貿易逆差一半的全球貿易第一大國。

　　那么，為何特朗普對墨西哥、德國和日本提出各種具體要求之后，沒有馬上針對中國提相關要求呢？我覺得他是想先試探一下這些國家的應變舉措，積累經驗找以到對付中國更有效的方法。墨西哥是緊挨美國的發展中國家，對付起來相對容易；德國、日本與美國均屬于市場經濟國家，理念上并無根本沖突，貿易交涉上充其量就是一個討價還價過程。然而，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中國有經濟往來的層面太多，且政治和軍事也存在潛在沖突，因此，要與中國“謀皮”，恐怕沒有那么簡單。

　　美國的兩難與中國的軟肋

　　特朗普對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國家最常用的指責是“操縱匯率”，即人為讓本幣貶值來獲取貿易好處。美國關于“不正當操縱匯率”的定義需要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1）對美貿易盈余超過一年200億美元；2）經常項目盈余占到GDP 的3%；3）通過匯率干預買入的外匯超過GDP的2%。但從中國過去一年的情況來看，第三條并不符合，因為中國為了不讓人民幣快速貶值，大量賣出外匯，使得外匯儲備大幅減少。

　　從過去30年中美商品貿易結構看，無論人民幣貶值還是升值，都沒有改變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占比持續上升的勢頭，說明特朗普通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路徑來縮小美中貿易逆差并不可行，因為導致進口中國商品份額提升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

　　根據Conference Board的分析，1995-2015年，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巨大提升主要得益于資本投入的貢獻，平均年增速高達5.6%，而美國和日本大約只有1.3%。若以就業人數對應GDP來衡量勞動生產率的增速，過去20年美國的中位數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國則超過了8%。此外，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還得益于中國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技術進步。

　　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大大高于日美

　　如2015年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在美國市場份額占比超過2%的有13項，其中只有 “玩具”及“鞋”兩項在美國進口市場中的份額比十年前有所下降，而通訊設備、電腦、手機、家用電器、電器設備、汽車配件等的市場份額有明顯的上升。

　　美國若大幅提升關稅，對其經濟很可能弊大于利。首先，雖然對中國的出口業是一個打擊，但對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也會有所提高,因為全球貿易的好處就是降低生產成本和消費成本；其次，由于美國制造業的人工成本大約為中國的8-9倍，這就注定美國只能發展高端制造業，增加對中國產品的出口關稅，可能會導致相關產業逐步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卻不會流向美國；第三，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大部分是機電產品和運輸設備，2015年這兩類占到出口總額的44%，如飛機及零部件、核電/高鐵/電站等高端管道產品、機床設備、名牌手機、汽車等。一旦中國也采取對抗美國貿易保護的措施，美國高端制造業同樣會受到打擊。

　　不過，中國經濟的最大軟肋在于過度倚重于資本投入從而導致產能過剩，如果美國實施重關稅政策，則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會愈加嚴重。王曉東的研究發現，中國加入世貿后，其PPI與美國PPI（制造業品口徑）幾乎完全粘合，但到了2012年后中美PPI的兩條曲線卻分道揚鑣：中國大幅下行，美國則基本走平。若用全球經濟景氣度的下行來解釋中國PPI的回落，理由并不充分，因為美國的PPI沒有下行。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是2012年之后中國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這同時也導致出口商品占全部工業產出的比重大幅下降（見下圖）。

　　產能過剩：中美PPI從重合到分離

　　上圖中紅線為中國的PPI，藍線為美國的PPI，綠線“出口占比=出口額/工業企業主營收入”。為何2012年之后中國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呢？這可能與2009-2010年政府巨額經濟刺激政策有關。2012年之后，民間投資增速大幅下降，海外投資移民數量則大幅上升，中國經濟增速步入下行通道。如今中國GDP增速已經連續六年下行，且債務率也快速提高，如果美國再限制中國出口，對中國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

　　黑云壓城：中國該如何應對

　　特朗普當選總統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出招如此之多、頻率如此之快應該是這么多年來歷任美國總統中最高的，但迄今仍沒有對中國出重拳，估計這也是他的謀略，把最難打的對手留在最后攻擊。那么，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呢？我認為中國需要加快改革節奏，因為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金錢。中國不是沒有改革方案，早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提出了60項改革舉措，甚至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各種改革方案都已經公布于眾了。

　　特朗普認為給美國帶來巨額貿易逆差的國家，在鼓勵本國居民消費方面是做得不夠的。而我國經濟增長的確是過度依賴投資而非消費，過多的投資導致產能過剩，過少的消費導致出口依賴癥。其實，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貿易順差國，所謂的絲綢之路，就是貿易順差之路，其代價是中國大量的原始森林被毀（用來種桑樹）。1550-1800年這250年間，中國共獲得了大約12億兩白銀，占此期間世界白銀總產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

　　高儲蓄、低消費是中國長期存在現象，國人對財富的欲望似乎大過其他民族，所以，國人對財神爺的恭敬程度也比其他民族突出。此外，中國自古以來的貧富差距問題也抑制了消費。從過去近500年歷史看，只要處在和平時代，中國就是全球貿易順差大國，且貧富差距問題非常突出；一旦本土發生戰爭，中國就出現貿易逆差。

　　要改變高儲蓄現象很難，畢竟這是根深蒂固的“財神爺文化”所致，但要縮小貧富差距，還是可以通過財稅改革來實現的。財稅改革至少應包括三大內容：一是通過個稅改革來改善居民收入再分配；二是通過對企業減稅來提升企業的競爭力，提高民間投資的意愿；三是通過財政體制改革，改善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實現少花錢多辦事。

　　中國一方面是企業的實際稅負過高，導致民營企業投資意愿下降；另一方面是中產階級成為個稅的納稅主體。我曾在2011年撰文指出，美國年收入11.3萬美元以上者只占美國納稅人的10%，他們繳納的個稅占聯邦個稅總額的71.22%，而我國卻難以對高收入者、尤其隱性和灰色收入獲得者征稅。據國家稅務總局提供的數據，高收入者只貢獻個稅收入35%左右。

　　此外，要改變經濟結構中消費占比過低的局面，就沒有必要為了GDP而刻意增加投資規模。這些年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的比重為80%以上，而美國只占20%，這就可以理解中國經濟始終能保持高增長的原因。但投資規模過大是靠政府的基建投資和國企的加杠桿投資來實現的，代價是政府與國企的債務均快速上升，短期尚能得過且過，長期則會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無論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還是二戰后崛起的日韓，當年步入發達國家行列時，債務水平都遠低于當前的中國債務水平。通俗地講，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既需要通過減少投資來避免產能擴張，又需要通過收入再分配來改善需求。

　　至于如何對付把國家當作企業來經營的特朗普，制定相應的討價還價對策還是容易實現的。但我們應該看到，逆全球化趨勢早在特朗普競選總統之前就形成了，因為全球經濟的話語權仍在西方國家手里，當全球化對西方國家不利時，他們就選擇貿易保護。俗話說打鐵還需自身硬，只有靠改革推進、結構改善，應對特朗普的挑戰才有實力，否則，有可能又會像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那樣，因別國的危機導致中國經濟失衡、失業率大增。

　　2009-2010年的教訓我們似乎反思不夠，因為中國經濟在2007年就已經過熱，原本就應該調結構，結果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反而開展了空前絕后的投資加碼，這是導致產能過剩、債務高增長、經濟結構扭曲的主要原因。財神爺的文化基因似乎是要讓財富不斷增長，有道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無論財富的高增長還是經濟高增長，都會觸發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