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著樂視資金鏈緊張的消息不斷傳出，有投資者認為其創始人賈躍亭應該放棄樂視CEO一職。

　　從美國企業的角度來看，創始人放棄CEO的職位或者請職業經理人來管理企業并不是罕見的事情。谷歌聯合創始人早期就曾請來Eric Schimidt擔任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也從谷歌挖來Sherly Sandberg來管理公司財務、Uber創始人Travis Kalanick也承認他需要一支領導團隊來幫助公司走出目前的困境。

　　哈佛商學院教授Noam Wasserman過去15年的一項針對1.6萬家初創公司的調查顯示，當公司進入到第三輪融資的時候，大約有52%的初創企業CEO都被替換。

　　中國的情況與美國有些不同，投資人更加傾向于把所有賭注都押在創始人身上，他們認為要動搖創始人的地位幾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當公司要進行IPO的時候，中國企業的董事會幾乎沒有多少影響力和話語權，決定權基本掌握在創始人手上，董事會就好像“橡皮圖章”一樣。

賈躍亭被指過于強勢 是否應該從樂視辭職？

　　不過創始人擔任CEO也有其現實意義。通常創始人對于公司的運營發展會傾注全部精力，有一套全面的想法，會看得更遠。因此，創始人通常要求獲得控制性的股權。

　　賈躍亭今年1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被問到是否會被要求減少對公司控制權方面的問題時，明確回應“不會”。賈強調：“可以出讓大比例股權，但是不會出讓控制權，而且是對七個子生態公司的全部控制權。”

　　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為了保護創始人的利益，很多公司創造了“雙重股權機構”，也就是上市后，雖然將股權出讓給更多的股東，但投票權仍然集中在一人或多位創始人手中，這已經漸漸成為一種企業治理的慣例。“雙重股權結構”的好處是，雖然限制了投資者的權力，但是它能夠確保公司沿著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既定的路線向前發展。此外，這種做法還能夠在高管薪酬等方面限制股東對管理層的影響力。

　　在中國公司中也不乏這種雙重股權結構。百度和京東都是采用的這種架構，京東創始人劉強東所擁有的B類股一票相當于二十票A類股票，因此劉強東持股雖然只有18.8%卻據此掌控了京東過半數(51.2%)的投票權。

　　不過，賈躍亭對于樂視控股股權的控制較為強勢，被指個人意志過于強烈，漠視中小股東的利益。

　　在美國，公司治理會被股東嚴密監視，一旦發現不合理，股東的壓力會隨之而來。今年2月，Facebook股東聯名向扎克伯格施壓，要求其放棄對公司的部分控制地位，包括退出董事會。理由是“同時擔任董事長和CEO將不利于公司治理，必須放棄其中一個”。

　　Facebook上市以來，扎克伯格對公司一直擁有超過半數的投票權，“雙重股權結構”令其投票權比普通股東多9倍，保留著對公司發展戰略的控制權。而且其擁有Facebook多達28%的股份，是公司最大的股東。Facebook剛上市的時候，就有人質疑這種將過多權力集中于一個人手中的做法，可能會對投資者的利益構成威脅。

　　被迫放權的還有喬布斯，但一個足夠優秀的領導者往往能夠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2010年，喬布斯重新執掌蘋果，讓蘋果公司峰回路轉、起死回生，創造了商業歷史和其個人職業生涯中最大的一次“逆襲”。他“雖然很疲憊，卻很堅定”。這也許會成為“賈布斯”最好的榜樣。

　　到底是選擇安靜地暫時離開，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還是選擇像一位視死如歸的斗士那樣倔強地堅持下去，哪怕遍體鱗傷也要成為英雄?賈躍亭心中應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