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性收入征稅是否將成為個稅發展趨勢？

• 2018年6月22日 ZhangHongYuan來源：中證網 28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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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世界各國的個人所得稅發展趨勢，筆者以為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關注。

高收入稅率的累退性主要考慮到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開放經濟的環境下資本、商品及人口自由流動，因此個人所得稅稅基的流動性增強，假設某國對高收入課以重稅，而其他國家課以低稅，則完全有可能個稅的稅基流動到低稅率的地方去，成為其稅收居民。當然，世界各國也在加強國與國之間的稅收征管合作，以實現國際反避稅。但越是高收入人群其國際流動的便利性越強、途徑更多，因此，世界各國對于高收入征稅的問題都較為謹慎。二是由于高稅收將會對于勞動、投資、企業家精神等多方面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更為關鍵的是會加劇避稅行為的產生。因此，從全球的發展趨勢來看，高收入稅率的累退性問題顯現，取而代之的是加強征收管理，也就是通過寬稅基、低稅率的方式實現收入的調節以及籌集收入的雙重目標。

近年來，我國對于高收入人群的征稅問題也顯現出來。其中有三點值得關注:一是個人所得稅近年來的收入增幅較大，甚至達到20%，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增加收入的來源為對財產性收入的征稅，這也是與全球加強對財產性收入征稅的趨勢相吻合的;二是我國加入了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標準(AEOI標準)，通過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征管互助，以及CRS金融賬戶信息調查，加強第三方的信息交換，從而實現加強對高收入人群的征收管理;三是對于畸高型收入是否應該減免的問題，目前按稅法沒有對于大額的收入給予減免，但在超額累進稅率下，稅負確實較高，將引致一部分人將勞務報酬的收入轉為其他類型的經營收入去進行避稅。

本次稅改對中等收入人群是利好

根據OECD的資料，2017~2018年的個稅發展趨勢是，中等收入人群的稅收負擔加重。這與世界各國財政收入的可持續性有一定關系，由于不少國家以直接稅作為主要的稅收來源，尤其是在所得稅中以個人所得稅為主要來源，因此由于低收入人群需要減稅，高收入人群又降低最高的邊際稅率，那么籌集收入來源的主要群體則為中等收入人群了。

以上僅是近年來的發展趨勢，從收入分配的歷史發展來看，各國對于培育中等收入人群還是有共識的。并且每個國家的發展階段不一樣，所以對于中等收入人群的培育基礎也不一樣。此次，我國的個人所得稅修訂草案中提出，“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4項勞動性所得納入綜合征稅范圍，適用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居民個人按年合并計算個人所得稅”，并且“綜合所得的基本減除費用標準提高到5000元/月(6萬元/年)”，在此基礎上“還增加規定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支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專項附加扣除”;同時，“擴大3%、10%、20%三檔低稅率的級距，3%稅率的級距擴大一倍，現行稅率為10%的部分所得的稅率降為3%;大幅擴大10%稅率的級距，現行稅率為20%的所得，以及現行稅率為25%的部分所得的稅率降為10%;現行稅率為25%的部分所得的稅率降為20%;相應縮小25%稅率的級距”，由此可見，此次我國的個稅改革，一是將勞動性收入綜合計征，提高標準扣除，增加專項扣除，同時還擴大低稅率的級次，使適用低稅率的稅基擴大，這些舉措均能夠在稅基、稅率及應納稅額上全面減少部分納稅人的負擔，對于中等收入人群來說是利好的。

同時，也應該看到，如果有多元化收入的人群，并且主要以工資、勞務報酬、稿酬及特許權使用費的多元化收入為主的人群，基本扣除的金額在匯總納稅之后有可能是減少的，因為原本分類扣除，可以多次扣除，現在合并計稅，無論是多少項所得均只能每年扣除6萬元。當然稅率的降低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扣除金額減少的負擔。

勞動性收入的征稅會抑制勞動的積極性，由于我國正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稅制的設計應更為關注個人的創新驅動及人力資本的形成，我國現階段應該培育以技術為主的中等收入人群，他們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反，資本利得一方面可以與勞動性收入分別計稅，并且目前的稅法其適用比例稅率低于超額累進稅率，因此，資本利得的稅負有可能比勞動性收入的要低。

財產性收入征稅是否成為個稅發展的趨勢

根據OECD相關資料，有效地對財產性收入征稅應該成為個稅發展的趨勢。目前，財產性收入的個稅比重已呈現出上升的趨勢。但是，對于財產性收入的征稅法定稅率不宜過高，因為征稅的難度較大，并且避稅的空間也不少。

從世界范圍去看，不同類型的財產性收入征稅的有效稅率并不一致，以OECD的40個成員國的平均邊際有效稅率為例，最高的為不動產租賃收入，高達45%;最低的為養老金，幾乎達到0;股息大約為30%;銀行的資產處置大約為25%。因此，在資產的配置上稅負差異較大，所以財產性收入的征稅效率問題是個稅征管的難點。

此外，對于不同類型的財產性收入，其得到的稅收減免也是不一樣的。例如對于家庭房產，世界各國均給予了一定的稅收優惠，或者貸款利息減免。如美國的稅改規定，“已有住房貸款的利息按現行稅法抵扣，2018年開始，新置住房可抵扣貸款利息對應的住房購置貸款限額降為75萬美元”。因此，從某種意義上鼓勵了對于家庭房產的投資，稅收上的差別待遇會促使投資者在不同類型財產的投資選擇上產生差異。

但是，這同時也是一個兩難抉擇，從目前我國的民生關注去看，給予貸款利息的專項扣除對于老百姓而言是非常有利的，有助于其減輕稅收負擔。同時，由于利息可以扣除可能會進一步促進個人對于房產的投資，因此還需要綜合考慮投資型房產與居住型房產的差異。

總體而言，我國的稅制改革逐漸由間接稅為中心轉為完善直接稅的體系，而個人所得稅即將成為下一步的稅制改革重點。因此，從全球視野去關注個人所得稅的發展趨勢，對于完善我國的稅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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