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房”整治相當復雜。政府的權力邊界在哪里?農民權利如何保障?尤其是當前拆遷問題十分敏感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基層的和諧穩定?不是簡單政策初衷好就可以解決的。

3月17日上午10時許，江西贛州市南康區十八塘鄉樟坊村，十八塘鄉人大主席卓宇在進行“空心房”拆除動員工作時，遭到村民明某襲擊身亡。

據初步了解，案發前，現場的鄉村干部沒有與明某發生沖突，更沒有強拆他家的“空心房”。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悲劇的發生?相信隨著案件調查的深入，很多細節會逐漸明朗。而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悲劇發生的背景——當地正在進行的“空心房”大拆除。

所謂“空心房”，各地有不同的解釋，一種說法是指“農村長期無人居住、無人管理，具有安全隱患的破舊房子”。當前，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民轉移到城市中生活發展并逐漸定居下來，他們在農村依舊保留有祖屋或者房子，這些房子年久失修，很多已經成為危房。這種現象在我國許多地區農村都普遍存在。還有一種說法，是指一戶多宅的閑置房。與前一種說法不同的是，這種房子雖然閑置，但是戶主并沒有轉移城鎮中去，而是農村還有另一處宅基地。

近年來，針對農村“空心房”問題，許多地區都開展了不同形式的整治。在遼寧省丹東市，采取有償退出復墾，同時仍保留原有土地權屬的方式。而在江西贛州，則是早年農村老舊危房建新拆舊的工作延續。據其去年7月印發的《贛州市農村“空心房”整治實施方案》要求，利用3年時間拆除房屋合計158299棟。其中，南康區要拆除16446棟。

總體而言，“空心房”不僅影響村容整潔和村民的居住環境，造成土地閑置和浪費。更重要的是，它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尤其是雨季到來時，極易發生房屋倒塌壓死人的事情。因此可以說，各地開展的針對此類“空心房”的整治是必要的。

但是具體到實踐中，這項工作操作起來是相當復雜的。政府的權力邊界在哪里?農民權利如何保障?尤其是當前拆遷問題十分敏感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基層的和諧穩定?不是簡單政策初衷好就可以解決的。

例如，前一種“空心房”問題，雖然農民已經轉移到了城鎮，房屋也存在嚴重的質量安全問題，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政府有權利進行拆除呢?既然是危房，可否采取原址加固的形式?后一種情況更為復雜，嚴格意義上說，農村實行的是一戶一宅政策。即便如此，對于多出來的那個“空心房”也不能簡單地一拆了之。

具體到本案件中，其實還是有很多疑問的。村民明某雖然別處建了新房，也領取了拆舊建新的補償款，但是對于一個普通農民而言，他是否明確知曉建起了新房子就必須拆掉舊房子?他家有兩個兒子，新建房是屬于已經結婚的二兒子的，大兒子馬上也面臨著結婚另批宅基地的問題，如此他是否算屬一戶多宅?若是拆除，以后還能再批宅基地嗎?這些疑問未解，就倉促勸拆，正是為這起悲劇的發生埋下了引線。

無論怎樣，明某選擇暴力的方式應對糾紛，挑戰了法律的底線，必會依法受到懲處。但值得深思的是，在農村拆遷問題頻頻引發激烈對抗的背景下，這一事件的發生并不是偶然，我們如何能夠盡可能避免類似悲劇發生?尤其是當前許多地方在推進新農村建設和打造美麗鄉村的過程中，關于“空心房”整治已經成為一個現實課題。

土地和房屋是農民的一生希望所系，無論是已經進入城市還是尚在農村，土地和房屋對于他們每個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價值。即便空心了、敗落了，也不是簡單說推倒就能推倒的，在拆遷整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尊重農民的這份情感和利益訴求。

還須明確，宅基地及房屋既然是農民的重要財產權，任何形式的整治都必須和農民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協商機制?；蚴窃芳庸?，或是拆舊建新，或是有償退出，或是房屋拆除土地權屬不變等等，各地可以根據各自的情況開展不同的探索和實踐。但前提是，必須要征得農民的同意。這種同意，不是簡單地帶著挖掘機到民房門口去和農民談判，也不是在信息不充分不透明的情況下讓農民簽字了事。不能因為“我們是為農民著想”就強制推行，也不能糊弄老百姓。就算是為農民好，做工作也要多些耐心。

其實，這份耐心不只針對農民，也應給予基層干部。給他們多點時間和空間，多些工作上的支持和理解，多些科學工作的思路指引。而不能動輒采取指標分解、層層下達、限期完成的方式，把大量的壓力和矛盾都壓到基層。這樣只會加劇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往往是事與愿違、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