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于歡故意傷害案”引來眾多關注，已有人在討論中，將于歡和孫志剛、佘祥林、雷洋等名字相提并論，預言其將載入中國司法史冊。

言外之意是，“辱母案”可能將催生中國“個人破產制度”。

個人破產是指作為債務人的個人在其全部資產不能清償其到期債務時，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產并對其財產進行清算和分配，對其債務進行豁免以及確定當事人在破產過程中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制度。以此觀之，個人破產制度的立法目的有二：一是可以使債務人擺脫舊債，獲得新生，個人破產制度對于陷入嚴重債務危機的個人或家庭而言能夠起到保護作用;二是可以使債權人較公平地獲得清償。

法律界的一個主流觀點是，個人破產制度是西方先進法律制度，條件成熟時應當引入中國。

2017年3月出版的《法制與社會》雜志刊出題為“個人破產法律制度研究”的文章稱，區分一個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的特點是破產法律制度，主要是個人破產制度。經濟發達的地方基本上建立了個人破產制度，但是我國法律中沒有建立個人破產制度，不能跟上世界發展的趨勢和腳步，也不能滿足社會發展需求……為了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健康發展、保護債權人債務人利益并與國際法律接軌，在我國完善個人登記制度、建立個人信用和社會保障體系后，應當引入個人破產制度。

但在今年3月剛剛通過的《民法總則草案》中，并沒有提到頗受法律界和學界關注“個人破產”。

“辱母案”發生后，關于個人破產的討論達到一個小高潮。

財新網26日刊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夏紅的文章“‘刺殺辱母’背后彰顯破產機制的不足”。

陳夏紅認為，從根源上看，如果有較為健全的個人破產制度，并提供合理的債務清理機制，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利益，暴力催債現象勢必能夠減少。

他認為，無論個人破產還是企業破產，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為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確立比較規范的處理框架，確保各方利益得到相對公平保障。

他認為，雖然個人破產機制，并不意味著就能徹底解決暴力催債，但合理健全的個人破產制度，兼顧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利益，同時能夠通過較低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來回收債務，就可以引導債權人放棄使用涉嫌違法刑法的方式來暴力催收債務，可以對整個社會起到引導作用。

法律學者陳夏紅已為個人破產立法呼喊多年，今年3月15日，“兩會”期間，他就在法制網發文疾呼“讓個人破產，天不會塌下來”，“個人破產立法，確實到了不立不行的時候了”。他專門整理2008年以來參加“兩會”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們關于個人破產立法的建議與提案情況，還在其主持的“破產法快訊”公眾號上推送了中國政法大學李曙光教授的文章《向兩會進言,應將個人破產立法列入議事日程》。

作為“著名互聯網觀察家和意見領袖”的撰稿人王冠雄在3月27日在“百度百家”發文“為什么美國沒‘刺死辱母者’?公平催債個人破產制度”。

文中稱，“毫無疑問，于歡將和孫志剛、佘祥林、雷洋等許許多多的名字一樣，載入中國司法史冊。每一個名字背后，都是沉重的現實。每一次全民討論，才能換來微小的進步......”。他還呼吁，灰色的暴力催債該重拳管管了，可參考美國公平催收，并質疑中國《企業破產法》目前無法保護“人企不分”的小企業。

《財經》雜志則在3月28日刊文：“維護民間借貸秩序，建議制定個人破產法”，著重介紹美國的個人破產制度。

文章提到，美國大學教授沃倫女士從1981年開始就開始研究和分析個人破產法的作用，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沒有有效的個人破產法的保護，作為美國社會根基的中產階層將變得極不穩定，從而給美國社會的穩定、繁榮和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目前走在國內推動個人破產立法的前列

今年1月，深圳市中院已完成全省法院重點調研課題《個人破產制度研究》，并形成初步的《個人破產條例(立法建議稿)》，深圳市人大將在研究后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立法建議。

近年來，深圳市中院關注個人破產立法問題，組織了個人破產立法相關調研，已完成全省法院重點調研課題《個人破產制度研究》，并形成了初步的《個人破產條例(立法建議稿)》。深圳市人大還提到，個人破產須由人民法院破產清算審判庭經破產程序來宣告確認，涉及訴訟制度。《立法法》第八條明確規定，訴訟制度屬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專屬立法權，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市人大建議，繼續組織力量對個人破產問題進行研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立法建議，建議市中院也向最高法院、省高院提出立法建議，推動個人破產立法。

《深圳特區報》3月21日刊出著名律師張斌的文章，題為“個人破產制度是寬容失敗的制度”。文章稱，個人破產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寬容失敗的制度，它體現現代制度的人文關懷。該作者認為，近年來我國個人信用體系建設步伐逐年加快，基本的個人信用體系已經形成，筆者篤信在未來的五年內較為完善的個人信用體系一定能夠在中國生根。因此，啟動個人破產立法時機已經成熟，而且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也可以進一步倒逼我國個人信用體系建設的進度。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的今天，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個人破產制度的支撐。

美劇《破產姐妹》劇照

《民法總則草案》未提到個人破產

能否引入個人破產也是今年兩會表決《民法總則草案》的關注焦點之一。

上海代表團舉行全團會議審議兩高報告時，全國人大代表李揚就建議，進一步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大對失信的處罰力度;探索建立非法人企業和個人破產制度，完善對涉及民生的無財產可供執行案件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障和司法救助制度

然而，在今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次會議高票通過的《民法總則草案》中，并沒有提到個人破產，該草案第五十二條規定，個體工商戶的債務，個人經營的，以個人財產承擔;家庭經營的，以家庭財產承擔;無法區分個人經營和家庭經營的，以家庭財產承擔。農村承包經營戶的債務，以家庭財產承擔。第六十九條規定，法人被宣告破產的，依法進行破產清算并完成法人注銷登記時，法人終止。

上文提到的法律專家陳夏紅曾對《民法總則草案》寄予厚望。他認為，我國《民法總則草案》審議通過后，民法典的頒布指日可待，民事訴訟法、公司法、合伙企業法等法律，亦先后在最近幾年結合市場經濟發展作了與時俱進的修訂，而從破產法的角度，企業破產法已實施10年，為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升級破產機制積累了大量經驗，以破產管理人為核心的破產中介機構已悄然崛起。對于民商法體系來說，已可說萬事俱備，只欠個人破產。

那么，“辱母案”是否會再次扮演輿論推動司法改革的“催生婆”角色?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