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端午節假期，蘇小銓逆著家里人“不要加班”的意愿，一頭扎進實驗室，埋頭寫起科研項目計劃書——這，似乎是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對這位東北某研究所的副研究員來說，平日里上班，大多時間都要忙著搞科研做實驗，但囿于科研項目申請的壓力太大，只好從節假日“偷”些時間來寫“本子”。“沒拿到科研項目，接下來即使想繼續搞科研做實驗，都沒得做了。”她說。

　　這樣的加班對蘇小銓并非偶然，這種情況在科學界也非個案。在我國首個全國科技工作者日到來之際，中國青年報社聯合中國科學院青年創新促進會發起“青年科研人員生存發展狀況調查”（以下稱調查），其結果顯示，54.5%的青年科研人員認為工作壓力過大，已經影響工作效率和身心健康，而在所有的“壓力山大”之中，科研項目和基金的競爭最讓他們“喘不過氣來”。

　　在路上的“消耗”：最大壓力是“跑經費”“爭項目”

　　根據調查結果，有46.15%的青年科研人員認為，科研工作最大的壓力來源于科研項目和基金競爭，也就是所謂的“跑經費”“爭項目”。不少青年科研人員正因為項目爭取難、壓力大才自嘲為“青稞”。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科研人員的職稱越高，其科研項目和基金競爭的壓力越大。根據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交叉分析的結果，領導獨立研究組的研究員、隸屬某個研究組的研究員、領導獨立研究組的副研究員、隸屬某個研究組的副研究員以及助理研究員，他們認為科研項目和基金競爭壓力最大的比例分別是：75%、60.13%、43.8%、40.71%、36.96%。

　　相應地，在科研或實驗工作之外，青年科研人員花在“跑項目”上的時間最多。調查顯示，66.7%的人把科研或實驗之外的時間花在了爭取項目（申報經費）上，僅有17.45%和1.97%的人選擇參加學術會議和科普活動。

　　近些年，我國整體上的科研經費與日俱增，不過科研經費蛋糕切割到科學家個體，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員頭上，則往往是幾家歡喜幾家愁。根據此次調查結果，只有22.14%的青年科學家認為“自己科研經費充足，可以開展費用較高的實驗”，而有20.64%的受訪者認為“科研經費的缺乏已經嚴重影響其開展創新實驗”。

　　相應地，在“跑經費”“爭項目”的過程中，有關科研經費分配和管理帶來的種種問題受到諸多詬病：“科學家不是在寫單子、爭項目，就是在跑關系、爭項目的路上”“科技界項目申報、課題匯報、成果評獎等名目繁多，導致科研人員的工作消耗在各類評審活動中”，等等。甚至一度有人唿吁：把時間還給科學家！

　　在這次調查中，就有青年科研人員提出“管理制度要‘松綁’”的建議和希望：“簡化報銷手續，簡化科研管理流程，減少無效的各種報表、文件”“允許項目雇傭秘書，減少行政財務等負擔占用科研時間”，等等。

　　“至于分配制度，說一千道一萬還是要讓科研人員獲得更多穩定的支持。”一位物理領域的青年科研人員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說，“跑經費”“爭項目”耗時太多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競爭性經費太多，而穩定性、持續性的支持太少。

　　一般來說，在基礎研究領域，國際上穩定性與競爭性經費配置的比例一般為“七三開”甚至“八二開”，而我國科研經費采取以競爭性為主的分配方式，其比例明顯偏高。

　　這位青年科研人員說，這兩三年盡管有關科研經費分配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動作不少，不過真正“落地”一線科研機構似乎還需要一段時間，目前他尚未感到科研經費分配和管理“和以前有什么明顯不同”。

　　束縛創新的“柴米油鹽”：月薪八千的何止復旦教授

　　“應發一萬五，到手八千元”，最近復旦大學一位教授曬出的工資條引發熱議，也再次將高校、科研院所教師和科研人員的工資待遇問題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這次調查中，就有青年科研人員主動提及“工資待遇”的問題：工作強度與收入不成比例，工資績效發放的百分比太低，很難支付正常的科研所需。月薪8000元的何止復旦教授？

　　蘇小銓告訴記者，作為一名副研究員，她每個月平均工資不到一萬元，一般到手也就9000元左右。不少“青稞”建議提高工資待遇，目前，產業界的待遇水平往往是科研院所的3～4倍。

　　這些關乎“柴米油鹽”的工資待遇問題，如今已經成了制約青年科研人員科技創新的最大“攔路虎”——

　　此次調查顯示，“科研人員待遇不高”是制約青年科研工作者創新、影響創新積極性的主要因素，有76.92%的青年科研人員支持了這一觀點。針對現階段的工資收入，僅有13.23%的受訪者表示滿意，不滿意的占了46.81%。

　　今年全國兩會接近尾聲之際，微信朋友圈流傳一篇閱讀量突破10萬+的文章《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員的自白：我為什么選擇離開》，文章講述一位北大博士，畢業后到科研院所工作，后因買房、子女入學等現實問題無奈選擇離開北京。

　　在這次調查中有人提到，科研人員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員目前所面臨的學術、生活壓力太大，經常讓人喘不過氣來。應有相關激勵政策，為其解決住房、子女教育等后顧之憂，否則難以靜心專注科研。

　　這位提建議的科研人員說：“科學研究本是一種對未知的探索，應當是包容，允許失敗的，如果科學界淪為和企業界一樣，強求科學家必須作出成績才能維持基本生活的話，科學工作者很可能不得不作出一些創新性缺乏但成功很有保障的東西，這將嚴重制約科學家的創新。”

　　董梁是一位研究材料的研究員，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盡管不少人員之所以從事科研是因為興趣和為祖國爭光，不過，“買不起房”這樣的現實問題有時很容易致使其科研軌跡乃至職業軌跡發生變化。

　　他說，國內不少科研工作者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而且往往是“村里學習最好的優秀人才”，然而，當這些人“榮歸故里”時卻發現自己是“掙得最少的那一個”，不僅挫傷他個人的自信心，也有失知識群體的顏面。

　　長在大環境的“青稞”：浮躁風氣致不能專心科研

　　此次調查中，有一個結果顯得頗為有趣：針對自己的“工作能力”，有六成以上（65.95%）的青年科研人員自認為比較滿意，但是，面對相應的“工作成果”，卻有一半以上（53%）的青年科研人員表示“一般”甚至是“不滿意”。

　　相應地，面對所在研究領域的科研現狀，以及我國總體科研現狀，則是有63.51%和68.67%的青年科研人員表示“一般”甚至是“不滿意”。

　　蘇小銓說，這組數據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當前國內科研體制和環境出了“大問題”。她舉了一個例子：不少科研人員都知道要“啃硬骨頭”，做一些能突破國際難題的科學研究，但這樣的工作往往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才能有所進展。然而大環境追求的是“短平快”，在這種不良風氣下，短時間內拿不出好成果，很可能就是“自掘墳墓”——不被認可，也很難獲得更進一步的科研支持，也就失去了做科研的“資本”。

　　事實上，對于任何一名科研人員來說，從開始投身科研工作起，到做出科研成果，并最終影響所在研究領域乃至整個國家總體的科研情況，似乎都很難離開微觀層面“自身的學歷和工作經驗”“自身的科研天賦和水平”，中觀層面“同研究組中學生或研究人員的能力”“課題組的機遇和硬件條件”“所在研究機構內部的政策或制度”，以及宏觀層面 “國內的大背景下科研政策或制度”等因素。

　　根據此次調查顯示，青年科研人員認為最影響其職業發展因素的，則是最為宏觀的“國內的大背景下科研政策或制度”，有72.98%的受訪者支持了這一觀點，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則是“所在研究機構內部的政策或制度”和“課題組的機遇和硬件條件”，分別有68.29%和59.57%的人支持。

　　提及學術氛圍，學術環境，指揮棒的問題似乎難辭其咎。此次調查顯示，有50.75%的受訪者認為當前的“科研成果評價標準不合理”制約了他們的創新發展，而對于現階段的學術評價體系，不滿意的人占到43.16%。對于他們所在研究機構的職稱評審制度的滿意度，也僅有21.2%，認為“不太滿意”或“完全不滿意”的青年科研人員達到39.12%，與持“一般”態度的人數比例39.68%相當。

　　在這次調查中，就有青年科研人員建議，希望給予更為寬松的評價周期，比如針對科研成果可以嘗試每兩年一次考評，而非當前的每年一次考評。這位科研人員說，“希望在不那么急功近利和浮躁的環境下，讓我踏實地用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來研究一個問題”。

　　但就當下來看，青年科研人員想要實現這一點，還要回答幾個問題——

　　“如果要想十年磨一劍，有沒有可能會被不停來襲的論文考核‘打斷’？”

　　“如果屠呦呦老先生當年忙于發表論文，還能有今天的成績嗎？”

　　“我認為，她很可能無法專注科研工作本身，并持續縱深。畢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蘇小銓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蘇小銓、董梁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