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做為醫療費用的主要支付方，也是醫藥衛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是醫改的重要領域之一。國務院扶貧辦最新摸底調查顯示：目前，全國現有的7000多萬貧困農民中，因病致貧的有42%；因災致貧的有20%；因學致貧的有10%；因為勞動能力弱致貧的有8%；其他原因致貧的有20%。在五大致貧的原因中，大病致貧占了首位，一些家庭“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場大病全泡湯”。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和相應的醫藥衛生服務體系，具有全局意義，也是醫改最終需要解決的問題。

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政府投入應占主體，以滿足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人群的基本醫療需求，對于少數高端或特需人群可輔之以商業保險，以滿足其特殊醫療需求。從世界范圍來看，滿足基本醫療需求的花費大約占GDP的10%左右，美國更是高達17%，我國目前不足5%，位居世界的145位。同時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每年醫療支出需要有20%的增長。此次（2015年）醫改提出的控費目標是每年的費用增長不超過10%，加之前期的投入不足，在目前我國的經濟處于“L”型新常態的背景下，很多省份醫保費用的增長超過財政增長的速度，財政不堪重負，在此基礎上進行醫改，意味著與其說是醫改，不如說成“醫療產業結構調整”。

公立醫院一直以來定位模煳，一方面要求其承擔公益性，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嚴重不足，醫院主要以企業的方式運營。政府對于大型公立醫院的投入大約占人員經費的10%左右，也就是說，大型公立醫院要想正常運轉，90%的人頭費要靠自己掙，政府不會為此買單。但政府卻又在限制你的員工人數，是謂“編制”，一般而言，編制內人數大約占總人數的20%左右。這種編制內“定制”的人數，遠遠不能滿足醫院的工作需求，僅僅造成了人員身份的不平等，由此造成編制內的“高薪”和編制外的“低薪”，這種人為造成的“身份歧視”必定引發矛盾，為了應對編制外的群體性不滿，政府又唿吁“身份平等”“同工同酬”，由此輕而易舉地將矛盾轉移到用工單位-醫院，因為編制外的人員政府不必承擔任何費用，所以政府達到了一種既花錢少、又多辦事的效果。

公立醫院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在掌握著醫療市場的絕對優勢資源的背景下拼命擴張，造成了一種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政府在唿吁限制大型公立醫院床位，一方面公立醫院無所畏懼地大膽膨脹，典型代表是鄭大一附院，號稱全球最大的醫院，達到一萬多張床位。伴隨著大型公立醫院的無序擴張和人才的“虹吸”作用，致使今天的中國醫療呈現全球罕見的“倒金字塔型”，大型醫院越來越大，基層醫療越來越萎縮。終于，公立醫院自己將自己養肥了，也就到了政府該吃肉的時候了。

政府主導的醫改措施，除了給各級醫院下達層層指令、削減醫院和醫生的利益之外，沒有看到政府在如何實現公立醫院的公益性方面拿出多少經費，承擔多少責任。權責利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統一體，任何偏重或者片面的改革即使看起來天衣無縫，聽起來動人如歌，執行起來也一定是陰差陽錯。所以政府應該有明確的規劃、目標和步驟、有相應的投入，有嚴格的監管，否則依舊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還會摸到深水區，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