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例子，大規模地推廣煤改氣。
　　最常見到的煤改氣就是將燃煤鍋爐改為天然氣鍋爐。在京津冀，按單位熱值的價格計算，天然氣的市場價格為煤炭市場價格的3倍左右。
　　以現在的煤價和氣價，普通燃煤鍋爐生產1噸蒸汽，成本為180元左右；采用燃氣鍋爐生產蒸汽，成本就上升到了300元／噸左右。對于蒸汽成本在生產總成本中占有百分之幾的企業，如果企業的利潤不高，蒸汽大幅成本翻番日子就很難過了。
　　但是如果采用煙氣排放水平比現在的大多數（排出大量氮氧化物的）燃氣鍋爐還干凈的超凈燃煤鍋爐技術生產蒸汽，成本僅為200元／噸左右。
　　今天的德國，仍然有相當多的（例如食用油加工、造紙）企業和小型熱電聯供站（如凱澤斯勞滕市）使用燃煤鍋爐——一般都是熱電聯供，以提高經濟效益。
　　遇到的最冤的一個煤改氣的例子是在玻璃企業。京津冀的很多玻璃企業是用煤炭制煤氣，而后在玻璃窯中燃燒煤氣熔化玻璃液。煤氣中有顆粒物，燃煤中有硫，玻璃的原料中也有硫（芒硝），玻璃窯內煤氣又是高溫燃燒，于是燃燒煙氣中有大量的顆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在煤改氣治理大氣污染的政策驅動之下，一些玻璃企業在玻璃窯里就不再燒煤氣而改成燒天然氣。
　　問題是改成燒天然氣以后，污染問題基本上沒有解決。煙氣中的顆粒物排放是很少，達標了；天然氣里沒有硫，可玻璃的原料里有硫，于是還得脫硫；氮氧化物一點兒沒減少，于是脫硝的量一點兒沒少。
　　就玻璃窯的燃燒煙氣凈化成本而言，脫顆粒物（除塵）成本最低，脫硫成本較高，脫硝成本最高。于是，煤改氣后，煙氣處理成本沒有下降多少。
　　但是，天然氣的價格比煤制氣貴多了。一平方米4mm的玻璃，市場售價是12元／平方米左右，原來燒煤制氣，能源成本是2元多／平方米；改燒天然氣之后，就變成了約5元／平方米，這玻璃窯還怎么開？關門得了。
　　第三個例子，就是有的專家提出，要通過能源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來治理大氣污染。
　　能源結構轉型需要多長時間？德國實現能源轉型的日程表是2000年開始至2050年的半個世紀，將化石能源燃燒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減少80％。
　　中國版的能源轉型——在中國稱之為能源革命的長征才剛剛開始。中國政府提出的目標是到2030年之前，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達到頂峰——幾乎與化石能源的使用量達到頂峰同步。
　　也就是說，最壞的情況，在未來15年，化石能源的消耗不是減少而是還要增加，那還怎么調整能源結構？
　　就算京津冀地區特殊，煤炭能源的使用現在已經達到頂峰了，那么把煤炭的使用量減少一半，得需要多少年？估計得20年吧？京津冀地區把煤炭的使用量減少80％，得多少年？估計得35年吧？這么長的時間，恐怕政府和老百姓都等不起。
　　產業結構調整比能源結構調整需要的時間還長。德國魯爾工業區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魯爾工業區就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調整了40年才算基本到位，不過所謂的到位并不是把重化工產業完全砍掉，而是減少了一半左右，鋼產量就是減少了一半左右。但要治理大氣污染，相關產業減排一半哪夠？一般是要減一個數量級。
　　事實上，德國魯爾工業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不是為了治理大氣污染，而是因為一些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所致。例如，井下采煤，因為成本太高，現在絕大部分礦井都關了，只有兩對礦井還在開采。
　　中國的去產能，應該與產能過剩掛鉤，而不是與環境保護掛鉤。靠去產能治理大氣污染，10％至50％這樣的比例去產能哪夠啊？產能怎么也得來個80％左右？可這樣的去產能比例，就不是去產能，而是消滅一個產業了。
　　靠能源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來治理大氣污染？謝天謝地還沒有開始實施。我衷心地希望別走這條大彎路。
　　治理大氣污染，第一缺的不是政府的鐵腕，而是正確的治理方法。方法不對，走了彎路，腕兒再鐵，也是南轅北轍。如果政府和專業部門的專家不能給企業提供正確的治霾方法，企業怎么能治好污染。
　　當然，對這些專家，也不能過責。畢竟中國大規模治理大氣污染，是大姑娘上轎——第一回。很多專家對于大氣污染治理，也是有知識沒經驗。上述走的彎路就算是學費吧！盡管這學費高了點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