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兩山”之間辯證統一的關系，習近平同志2006年3月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作了集中闡述。他說：“第一個階段是用綠水青山去換金山銀山，不考慮或者很少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一味索取資源。第二個階段是既要金山銀山，但是也要保住綠水青山。這時候經濟發展和資源匱乏、環境惡化之間的矛盾開始凸顯出來，人們意識到環境是我們生存發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燒。第三個階段是認識到綠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斷地帶來金山銀山，綠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銀山，我們種的常青樹就是搖錢樹，生態優勢變成經濟優勢，形成了一種渾然一體、和諧統一的關系。這一階段是一種更高的境界，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體現了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理念。以上這三個階段，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是發展觀念不斷進步的過程，也是人和自然關系不斷調整、趨向和諧的過程。”

那么，在這個過程中，礦業又將如何經歷一場蛻變?在近日舉行的2017中國礦業循環經濟暨綠色礦山論壇上，“如何實現礦產資源的綠色開發和礦業綠色轉型”再次被聚焦。

必然與壓力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后，一方面，礦產資源需求總量保持高位狀態，一些戰略性礦產的重要性上升到新的高度;另一方面，生態環境約束日益趨緊，礦產資源開發的可容納空間越來越小。綠色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發展的要求。

那么，到底什么是綠色發展，礦業綠色發展有該如何理解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谷樹忠認為，綠色發展由綠色經濟、綠色社會、綠色政治(綠色考核、保護自然等)、綠色文化等共同構成。就當前來看，綠色發展的核心思想是要保護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資源基礎，努力實現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要保護好自然環境，努力實現自然環境的優美;要保護好生態系統，努力實現生態系統的持續穩定和服務功能增強。簡言之，綠色發展就是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保育為主要特征的發展，其中包括理念、路徑和模式。

中央黨校生態文明建設研究專題組教授李宏偉認為，礦業綠色發展是一種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資源價值規律、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新理念;是一種“保護中開發、開發中保護”，努力實現礦產資源可持續利用、礦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路徑選擇。礦業綠色發展要上升到發展方式的綠色化，用制度創新優化礦產資源配置，用科技創新提高礦產資源利用水平，用“協調”找到礦業發展的合理定位，用“開放”打通“兩種資源、兩種市場”，用“共享”激發礦業市場活力，最終實現“五大發展理念”下的礦業綠色發展。

在他看來，制約礦業綠色發展的主要問題一個是“粗放”的礦業發展方式——“有水快流”的思維慣性。如上世紀80年代中期，實行“大礦大開，小礦放開，有水快流”的政策，統籌規劃欠缺、開采工藝落后、千軍萬馬亂挖濫采，導致資源破壞、環境污染、行業腐敗等一系列亂象，還有一些地方過度陶醉于自然資源優勢，固化于產業鏈的低端，致使產業結構單一，生態環境壓力加大。

谷樹忠認為，我國的綠色發展其實也源自國內外、主客觀方面的壓力。

“從國內看，其中最大的壓力就是包括水、土地、能源和生物等在內的自然資源的強約束壓力;其次是包括大氣環境、水環境、土壤環境在內的自然環境的強約束壓力;還有包括生物多樣性下降、水土流失、濕地萎縮、河流斷流等在內的生態系統退化的巨大壓力。”“從國際看，我國承受著國際貿易磨擦、國際綠色壁壘等多方面的壓力。”

他表示，從主觀角度來看，我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對包括天藍、地綠、水清、景美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日俱增，這無疑會給政府形成綠色發展的內在壓力，當然也是推進綠色發展的強大動力。

“當然，中國綠色轉型發展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進程中的阻力也是顯而易見的。”他說，從目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來看，我國綠色轉型發展的阻力主要體現在：發展理念滯后，綠色發展基礎能力缺欠，特別是科技支撐能力、基礎設施較為滯后等方面。

新形勢下，礦業實現綠色轉型也面臨著新的難題、新的要求。李宏偉認為，制約礦業綠色發展的主要問題在于，現行的法律法規存在諸多尚待解決的問題。

建議與對策

促進礦業綠色發展，先行的、基礎的是制度設計和政策引導。

李宏偉建議，要開展礦山(區)“多權合一”試點，探索礦業綠色發展新模式。將被分割的礦區、森林草地權屬、土地權屬與礦業權屬、地質旅游與礦山旅游、礦山建設與社區建設、產業發展與城鎮建設、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規劃、礦產資源勘查與開發、優化礦業發展空間布局等諸多圍繞礦而生的因素，以礦區為單元進行資源整合，破解“礦地難題”，促進資源整合，強化利益驅動。推行“多權合一”，把與礦山有關的資源統一交給礦山企業經營，并以經營權的方式長期固定下來，礦山經營者就可以在礦山建設過程中，同步推進生態環境建設和礦山旅游開發，把礦山(區)建設成宜居宜業的特色小鎮，實現“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兼顧;礦山(區)閉坑時，“綠水青山”開始產生效益，轉而成了“金山銀山”。還要優化礦業發展空間布局，推動礦產資源開發向深部延伸。礦產資源的形成過程是有用物質的儲藏過程、有用元素的集聚過程，礦產資源的開采過程是有用物質的取出過程、有害元素的分散過程，礦產開發不可能不破壞自然環境，關鍵是如何減少對人類生存空間的干擾。從當前我國礦業科技發展水平看，礦產開發向深處延伸不完全是技術問題，應當加強政策引導，把一部分治理礦山環境的錢用到支持企業深部開發上。礦山企業向深部開采，可將部分新增成本沖抵國家權益金。

谷樹忠倡導，建立綠色發展的激勵機制。“要通過清潔生產、綠色投資、綠色采購、綠色營銷、綠色物流等環節實現供給側綠色轉型。還應從營造綠色消費社會氛圍、建立健全綠色消費制度、出臺綠色消費政策、完善綠色產品標準、增加綠色產品服務供給等方面，加速推進消費綠色轉型。”“要依靠堅實的綠色科技支撐。重視并大力投資于綠色科技的研發和推廣，然而與全面、深度推進綠色轉型發展對科技的需求相比，綠色科技發展還存在諸多不適應的地方。為此，應從以下方面推進綠色科技發展：建立健全綠色標準和標識制度、綠色技術驗證制度、綠色科技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綠色科技稅收優惠政策、綠色技術創新投融資機制、綠色科技成果采購制度、設立綠色技術創新投資基金。”

他還進一步強調，推進綠色轉型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強有力推動，而政府的推動必須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財政手段。“綠色財政，簡而言之就是支持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和生態保育的財政。”而這其中，首要的是要推進財政綠色轉型，綠色稅收又是綠色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他介紹，歐盟是開征綠色稅最早的地區：瑞典是世界上最早開征環境稅的國家，荷蘭是最早開征垃圾稅的國家。他強調，要以能源稅為核心，通過設立多個與能源相關的稅種來強化對能源消費的控制，如在對石油、天然氣征收一般稅種時還征收二氧化碳稅、硫稅;征收制度細致、完善，分檔調節，強調實踐性和激勵性。

在激勵機制之外，谷樹忠提出，要建立綠色考核制度。“核算是衡量發展成果的主要手段。GDP是衡量經濟增長結果的主要指標。而GDP有其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對資源環境生態成本的漠視或忽視。”“應當看到，我國傳統的以經濟指標為重點的考核制度，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綠色發展的需要，不能適應‘五位一體’總格局、總目標的需要，更不適應綠色轉型發展的需要。極有必要建立健全能夠衡量發展綜合成果的核算制度和指標體系。”

谷樹忠提出，綠色GDP核算應當是一種將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生態占用也納入考核范疇的核算制度或體系。而這種制度體系是要圍繞考核與綠色發展的關系問題，重點討論為什么考核、誰來考核、考核誰、如何考核等問題，認為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是必然的，關鍵是要改革干部考核目標體系，增加資源、環境、生態等方面的目標和指標，減少和弱化經濟方面的目標和指標。另外，還要建立健全與綠色轉型發展目標和要求相一致的干部在任考核、離任審計、終身追究的干部制度。

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沈渭壽針對建設綠色礦山和生態保護修復的問題提出的思路是，以生態功能保護與修復為主導，開展試點示范。

他更傾向于通過典型綠色礦山建設試點對象，來綜合考慮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功能恢復的需求，總結與提出有利于礦山生態過程中需要特別處理好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和主要礦產資源集聚區的關系以及生態保護和資源開發之間的關系。要針對建設綠色礦山和生態環境監管需求，制定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成效評估辦法。在典型保護地或重點礦區，開展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成效調查，結合相關技術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情況，綜合評估礦山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治理成效、制約因素和成功經驗。同時，綠色礦山是以保護生態環境、降低資源消耗、追求可循環經濟為目標的，因此無論是其創建還是考核工作，都應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內容。在綠色礦山考核指標中應列入諸如土地毀損度、植被覆蓋度、生物豐度、生態恢復治理率等生態質量要素指標和大氣、水、土壤、聲環境指數、固廢處理指數等環境質量要素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