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為何中國注定是羸家？

• 2018年9月2日 YangJinZhu來源：搜狐 91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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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3年早教市場投資機會及企業IPO上市環境綜合評估報告

  2017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企改革、創新創業發展的持續推進，舊泡沫將被逐步刺破，經濟將在各種不確定和沖擊中構筑新的增長動力。目前國內面臨如傳統行業產能過剩、非金融國有企業的高杠桿...

貿易戰是一個敏感又糾結的話題。敏感在于，它既影響家國大計，又牽涉所有個體利益。糾結在于，因為牽涉利益，故所有人都會從自身一孔立場去解讀和發聲，民間輿論也在幾個情緒化的極端上嬗變游走，鮮有冷靜長遠客觀專業的分析。

貿易戰是一個敏感又糾結的話題。敏感在于，它既影響家國大計，又牽涉所有個體利益。糾結在于，因為牽涉利益，故所有人都會從自身一孔立場去解讀和發聲，民間輿論也在幾個情緒化的極端上嬗變游走，鮮有冷靜長遠客觀專業的分析。

有鑒于此，格隆匯特別組織了本系列專業分析文章，拋磚引玉，期待能推動對貿易戰的理解與認識，真正眾志成城，共度時艱。

不久前舉行的中美第四輪貿易談判無果而終。

如此一來，二戰后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仍會延續下去，同時剛剛在新興市場爆發的危機已經讓世界范圍內的投資者提高警惕。美國總統錯誤地以為中國經濟目前處于危機狀態，受此鼓舞，他似乎決心升級貿易戰。

總統高級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最近稱，中國經濟“看上去非常糟糕，每況愈下”，宣稱美國“正在擊垮中國，迎來真正的繁榮”。

庫德洛之斷言與贊同“中國經濟”即將崩潰這類陳詞濫調的一些美國預言者觀點不謀而合，最為典型的就是章家敦的“末日預言”。他們的線性邏輯是傳統經濟學的縮影：只有經濟強勁增長時，地方政府和國企的債務水平才是可持續的，這意味著GDP增長率必須高于6%。

由于貿易戰會將經濟增長率拉到6%以下，債臺高筑的組織將無法在沉重的債務負擔下繼續增長。這將引發大規模債務危機，使市場喪失信心，最終導致經濟衰退。同時人民幣承受的壓力將會增加，即使中國有效實施嚴格的資本管制，中國3.2萬億美元的“戰爭基金”也將無法阻止匯率暴跌。

隨著市場對經濟的信任崩塌，房地產泡沫破裂，通膨水平由于人民幣的自由落體而急劇惡化，中國將不得不早早屈服，并向美國作出足夠的貿易讓步。

預測貿易戰會引發中國經濟崩潰，這一看法驅使特朗普選擇強硬而非和解的立場。但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黃育川所說，“中國與眾不同”。線性思維和傳統經濟學難以評估貿易戰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影響，因為中國經濟具有獨特的本國特色，受到諸多非傳統因素的影響。

他反駁稱：雖然預警不斷，但從中國的經濟和財政數據根本看不出所謂的“雷曼時刻”。中國的債務問題不同于以前的債務危機，因為中國的債務集中于國有領域而非私營企業，并且債務主要來自國內而非外部。

中國目前的挑戰也許更加復雜，但90年代后期的經濟形勢更加嚴峻，即使是那個時代，事實證明困難仍然是可控的。

在國際關系領域，敏銳的戰略嗅覺是打交道的關鍵。若一方高估自己影響對手戰略環境的能力，那么即使雙方本來可以達成互利協定，無謂的沖突也仍然會持續下去。中美雙方談判代表反復多次均未能達成互惠互利的貿易協定，這基本反映了這種錯誤判斷。它導致美方在低估中國經濟韌性的同時也高估了自己長期以來的經濟優勢。

正如現代政治心理學之父羅伯特·賈維斯所說：有一個故事講醉漢在燈柱下找鑰匙，因為他覺得燈柱下的光線更明亮。雖然這個故事是一個玩笑，但我們覺得滑稽還是因為這個故事太真實了。

偏見讓人們只看到最唾手可得、最容易處理和最好理解的信息，而不是向深處探索更有啟發性和更能說明問題的信息。

美國經濟學家因而主要關注的是中國股市估值和債務/GDP比率，因為這類信息唾手可得，并且易于處理——特別是鑒于特朗普這位三軍總司令有著民粹主義傾向。所以，美國戰略家們在就中國經濟的脆弱性和中共隨之做出讓步的傾向輕易得出結論前，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探究什么信息更具啟發與診斷意義”，并客觀地評估中國的經濟基本面。

三個關鍵的“中國特色經濟事實”應作相當詳細的考量：

中國政府關于國有資產整體的信息管理;

緊急國有化壓倒產權;

以及中國財政擴張的能力(鑒于無現金革命正在助推國家稅收)。

除開這些經濟現實，中國仍然能夠利用自身龐大的農村勞動力儲備，因為從經濟增速放緩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化率依舊不及韓國、臺灣和日本。借助集聚效應，中國的城市可以繼續擴展推進國家生產力。

中共對金融信息的管控

全球眾多主流經濟學家的研究證實，信息是塑造經濟主體行為的一個關鍵輸入因素，它影響著信用網絡的生存力和市場的總體方向。西方和中國之間的一大差異在于，中國的金融信息得到政府有力的屏蔽。

以面臨嚴峻流動性限制的大型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為例，北京可以限制這一消息的散布，從而減緩“信息級聯”。由于絕大多數高負債事業單位屬于國有部門(比如國企和地方政府)，這將為監管部門提供必要的時間，以采取適當的監管、貨幣或財政補救措施，防止危機蔓延至其他行為者，牽一發而動全身。

西方資本主義無法效仿這一點，因為媒體會立刻對某一流動性危機加以報道，或者甚至對威脅大肆渲染，迫使政府只能充當控制新生危機能力有限的事后行為者。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告破產，銀行同業拆借(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職能)頓顯頹勢，因為經濟主體紛紛開始炒作資不抵債風險。關于系統性金融機構流動性的精確與不精確信息和有毒證券引起“信息級聯”，進一步加劇了危機;而與此同時，決策者只能在非常緊迫的時限內尋找補救辦法，來應對他們從未預料到的危機。作為維持金融體系平穩運行的無形之手，信用隨之崩塌

在中國，國家利益至上。當國家經濟的穩定受到威脅時，政府可以將大型金融企業或系統性市場行為體國有化，而且可以走緊急程序，通過注入適量資本使流動資金固定。近期的安邦保險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安邦保險迅速被國家接管，董事長當場被捕。

在美國，國會、白宮以及財政部得與大量律師和游說人士進行長達數月的法律戰才能取得類似成果，在這個過程中損失至關重要的時間。我們還可以想想2008年金融危機、索林佐公司的破產或者對美國汽車工業的緊急財政援助和國會與政府行政部門采取行動所花費的時間。

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稱，“規模太大因此不能倒閉，相互關聯性太強因此不能倒閉，相關性太大因此不能倒閉”，銀行或大型系統性企業的成功“可能不是基于‘其商業模式的’相對有效性”，而是基于它們的相對規模、聯系以及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市場機制的能力。一般情況下，政府干預對于規范市場體系至關重要，危機期間更是如此。

在西方，強大的金融游說團體已經形成一種監管機制，他們需要承擔非常大的公共風險。然而，中國政府對大型金融企業的利益一直漠不關心。中國政府實行資本控制，把金融資本引向長期投資。這是2008年華爾街和倫敦市場崩盤時中國金融體系依然表現強勁的關鍵原因之一。

同樣，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期間，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措施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開放資本賬戶和嚴格緊縮政策的教條主義支持更為先進。

誠然，經濟政策是一門利用適當的經濟管理杠桿來管理權衡得失的藝術。雖然集中控制信息和非常情況下的國有化是有益的，但如果過度使用，則會加劇道德風險，不利于價格信號機制的長期效率，甚至可能會阻礙長期經濟增長。

正如愛丁堡大學全球銀行監管與金融系講座教授艾米利奧斯·阿夫古拉斯與一位作者討論時所稱，中國經濟例外論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當國家經濟穩定受到威脅時，可以強制使用極端工具。然而，一旦過度使用，這些工具可能會失去效力，導致經濟進一步失衡。

結果是，在市場與信息普遍不對稱的情況下，強制但慎重的政府干預通常可以提高效率和公平性。當政府戰略性地采用信息管理與非常情況下的國有化，僅僅將其作為最后手段時，可能會給經濟活動帶來積極影響。但在采取這種手段時，問責制至關重要，以防道德風險大肆蔓延，否則規模太大因此不能倒閉的國有企業將從事風險更大、生產力更低的活動。

無現金化革命：國家稅收的福音

中國是無現金交易的全球引領者，其技術金融規模比美國高出10倍。例如，阿里巴巴的螞蟻金融公司就“控制著世界上最大的貨幣市場基金，其2017年處理的付款筆數比萬事達還多，并且僅去年一年就通過在線支付平臺完成超過8萬億美元的交易。”無現金交易形式為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提供海量數據，這使得他們為超過8億用戶創建完整的信用評級檔案。

隨著金融資本配置存在的兩個特有問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在信用建檔過程中被最小化，這極大地提高了私人資本的配置效率。

當然，這并不能解決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問題，但可以減輕國家政府的預算壓力，因為無現金交易讓征稅變得更加簡單。此外，一旦中國轉向無現金經濟，灰色經濟就會立即納入國家統計之中，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會下降。

中國向無現金經濟過渡還會引起未來的現金流效應(因為未來的稅收收入將繼續增長)、提升人民對中央政府擴張財政能力的信任，并在防止國債超調的情況下緩解無力償債的機構的壓力。

因此，北京正在開展的去杠桿化努力可以通過逐步增加財政收入來實現，這樣可以在不限制短期財政擴張的情況下，平穩且可持續地減少債務。隨著地方政府的收入因土地銷售限制出現下降(從而亟需其他收入來源)，這一點變得尤為重要。

根據北京大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的預測，中美貿易戰期間，緊急財政擴張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產生有利影響。佩蒂斯正確地斷言，貿易戰不會大幅減緩中國經濟，因為中央政府將提供財政刺激來彌補(對美國)出口額的下降。佩蒂斯還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完全終止去杠桿化進程，這一過程就會放緩，并且國債與GDP的比率也會增加，從而破壞中國的長期增長。

然而，我們假設的情況是：隨著中國向無現金經濟過渡，總稅收將會增加。因此，緊急財政擴張不會顯著加重國家債務。

中國人民銀行煞費苦心地地評估了無現金化對國家貨幣政策及國民產值的影響。宏觀經濟建模以及所謂的宏觀經濟DSGE建模不僅復雜，還經常出錯。

然而，向無現金過渡是一項戰略決策，中國可以通過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就能輕松實施這一決策，因為中國已經擁有戰術技術平臺——無現金生態系統。例如，如果政府對自動取款機交易征收從價稅，那么這會刺激人們加大無現金平臺的使用力度。這會提高增值稅的征收效率并登記到國民賬戶中，從而增加稅收。此外，交易數據分析讓所得稅估算更加簡單，還可以限制逃稅。

正如經濟和工業研究基金會的報告所證明的那樣，即使是像希臘這樣負債累累的國家，自2015年7月以來，其向非現金化方向的部分過渡為國家創造了奇跡，增加了財政收入。

中國經濟穩定將取決于中國自身

近期，中國央行與美國財政部就中國去杠桿化步伐爆發了不同尋常的口頭爭論，后者認為中國應該在爆發貿易戰的當下持續推進去杠桿化。伴隨這場爭論的是，在中國國內有關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擔憂論調也被反復討論。中國央行官員支持采取廣泛的財政刺激措施，但美國財政部官員則傾向于通過SOE采取有針對性的財政寬松政策。

8月中旬，中國政府指示各家銀行放寬針對(受貿易戰不利影響的)企業的資產流動性。

誠然，中國經濟并非不受全球沖擊影響，但已經積累了龐大的國家財富。在大量草根工商業企業家的推動下，中國經濟的活力和債務去杠桿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將由國內政治、明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持續的對外開放決定。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措施為中國繼續發展奠定了基礎——盡管這些改革措施可能進行調整，以應對當前貿易戰施加的持續壓力。

正如《金融時報》所指出的，自2013年以來，“中國已經大幅裁撤其影子金融機構，推出一系列措施來穩定借貸市場，致力于控制區域性銀行風險并加緊控制幾乎失控的信貸系統”。不久前中國還出手處理隱性債務，并提升其國家統計數據的質量。

總而言之，中國主要通過國內改革來推動生產率提升，進而促進國內生產，并使長期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保持在正常水平內。

征收關稅不可能取勝：給貿易和平創造一個機會

一場曠日持久的貿易戰并非不可避免。對于美國的戰略家們而言，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應該對中國經濟狀況作出準確判斷，不要高估美國的懲罰性貿易關稅對中國債務可持續的負面影響。否則，就可能會錯誤地推動特朗普升級貿易戰，將中國與美國推向一條“與緩和地緣經濟沖突完全相反的”道路上，而且將對全球貿易秩序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即便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中國非常脆弱，其經濟規模只相當于美國的很小一部分，中國也堅決反擊外國恐嚇，不懼與當時世界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前蘇聯對抗。經過大約30年的經濟增長，中國如今既非注定崩潰，但也不準備接管整個世界。雖然已經取得成功，但中國的經濟體系過于獨樹一幟，以至于無法作為其他國家模仿的樣板，而且中國的人均財富目前仍然低于各個西方國家。

因此，中國并不是美國式民主的威脅，當前的貿易沖突也不應被說成是“事關人類存在的系統沖突”。在這個陌生的地緣經濟領土內，如果對中國經濟進行理性的、經過驗證和計算的準確評估，將有助于彌合差異，給中美雙方帶來有尊嚴的貿易和平。

易戰是一個敏感又糾結的話題。敏感在于，它既影響家國大計，又牽涉所有個體利益。糾結在于，因為牽涉利益，故所有人都會從自身一孔立場去解讀和發聲，民間輿論也在幾個情緒化的極端上嬗變游走，鮮有冷靜長遠客觀專業的分析。有鑒于此，格隆匯特別組織了本系列專業分析文章，拋磚引玉，期待能推動對貿易戰的理解與認識，真正眾志成城，共度時艱。

本期文章作者Vasilis Trigkas是一位資深國際戰略研究者，《外交學者》雜志撰稿人。觀點雖然是一家之言，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格隆匯在此刊發全文以饗讀者。

不久前舉行的中美第四輪貿易談判無果而終。如此一來，二戰后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仍會延續下去，同時剛剛在新興市場爆發的危機已經讓世界范圍內的投資者提高警惕。美國總統錯誤地以為中國經濟目前處于危機狀態，受此鼓舞，他似乎決心升級貿易戰。

總統高級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最近稱，中國經濟“看上去非常糟糕，每況愈下”，宣稱美國“正在擊垮中國，迎來真正的繁榮”。庫德洛之斷言與贊同“中國經濟”即將崩潰這類陳詞濫調的一些美國預言者觀點不謀而合，最為典型的就是章家敦的“末日預言”。他們的線性邏輯是傳統經濟學的縮影：只有經濟強勁增長時，地方政府和國企的債務水平才是可持續的，這意味著GDP增長率必須高于6%。

由于貿易戰會將經濟增長率拉到6%以下，債臺高筑的組織將無法在沉重的債務負擔下繼續增長。這將引發大規模債務危機，使市場喪失信心，最終導致經濟衰退。同時人民幣承受的壓力將會增加，即使中國有效實施嚴格的資本管制，中國3.2萬億美元的“戰爭基金”也將無法阻止匯率暴跌。

隨著市場對經濟的信任崩塌，房地產泡沫破裂，通膨水平由于人民幣的自由落體而急劇惡化，中國將不得不早早屈服，并向美國作出足夠的貿易讓步。

預測貿易戰會引發中國經濟崩潰，這一看法驅使特朗普選擇強硬而非和解的立場。但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黃育川所說，“中國與眾不同”。線性思維和傳統經濟學難以評估貿易戰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影響，因為中國經濟具有獨特的本國特色，受到諸多非傳統因素的影響。

他反駁稱：雖然預警不斷，但從中國的經濟和財政數據根本看不出所謂的“雷曼時刻”。中國的債務問題不同于以前的債務危機，因為中國的債務集中于國有領域而非私營企業，并且債務主要來自國內而非外部。

中國目前的挑戰也許更加復雜，但90年代后期的經濟形勢更加嚴峻，即使是那個時代，事實證明困難仍然是可控的。

在國際關系領域，敏銳的戰略嗅覺是打交道的關鍵。若一方高估自己影響對手戰略環境的能力，那么即使雙方本來可以達成互利協定，無謂的沖突也仍然會持續下去。中美雙方談判代表反復多次均未能達成互惠互利的貿易協定，這基本反映了這種錯誤判斷。它導致美方在低估中國經濟韌性的同時也高估了自己長期以來的經濟優勢。

正如現代政治心理學之父羅伯特·賈維斯所說：有一個故事講醉漢在燈柱下找鑰匙，因為他覺得燈柱下的光線更明亮。雖然這個故事是一個玩笑，但我們覺得滑稽還是因為這個故事太真實了。

偏見讓人們只看到最唾手可得、最容易處理和最好理解的信息，而不是向深處探索更有啟發性和更能說明問題的信息。

美國經濟學家因而主要關注的是中國股市估值和債務/GDP比率，因為這類信息唾手可得，并且易于處理——特別是鑒于特朗普這位三軍總司令有著民粹主義傾向。所以，美國戰略家們在就中國經濟的脆弱性和中共隨之做出讓步的傾向輕易得出結論前，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探究什么信息更具啟發與診斷意義”，并客觀地評估中國的經濟基本面。

三個關鍵的“中國特色經濟事實”應作相當詳細的考量：

中國政府關于國有資產整體的信息管理;

緊急國有化壓倒產權;

以及中國財政擴張的能力(鑒于無現金革命正在助推國家稅收)。

除開這些經濟現實，中國仍然能夠利用自身龐大的農村勞動力儲備，因為從經濟增速放緩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化率依舊不及韓國、臺灣和日本。借助集聚效應，中國的城市可以繼續擴展推進國家生產力。

中共對金融信息的管控

全球眾多主流經濟學家的研究證實，信息是塑造經濟主體行為的一個關鍵輸入因素，它影響著信用網絡的生存力和市場的總體方向。西方和中國之間的一大差異在于，中國的金融信息得到政府有力的屏蔽。

以面臨嚴峻流動性限制的大型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為例，北京可以限制這一消息的散布，從而減緩“信息級聯”。由于絕大多數高負債事業單位屬于國有部門(比如國企和地方政府)，這將為監管部門提供必要的時間，以采取適當的監管、貨幣或財政補救措施，防止危機蔓延至其他行為者，牽一發而動全身。

西方資本主義無法效仿這一點，因為媒體會立刻對某一流動性危機加以報道，或者甚至對威脅大肆渲染，迫使政府只能充當控制新生危機能力有限的事后行為者。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告破產，銀行同業拆借(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職能)頓顯頹勢，因為經濟主體紛紛開始炒作資不抵債風險。關于系統性金融機構流動性的精確與不精確信息和有毒證券引起“信息級聯”，進一步加劇了危機;而與此同時，決策者只能在非常緊迫的時限內尋找補救辦法，來應對他們從未預料到的危機。作為維持金融體系平穩運行的無形之手，信用隨之崩塌

在中國，國家利益至上。當國家經濟的穩定受到威脅時，政府可以將大型金融企業或系統性市場行為體國有化，而且可以走緊急程序，通過注入適量資本使流動資金固定。近期的安邦保險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安邦保險迅速被國家接管，董事長當場被捕。

在美國，國會、白宮以及財政部得與大量律師和游說人士進行長達數月的法律戰才能取得類似成果，在這個過程中損失至關重要的時間。我們還可以想想2008年金融危機、索林佐公司的破產或者對美國汽車工業的緊急財政援助和國會與政府行政部門采取行動所花費的時間。

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稱，“規模太大因此不能倒閉，相互關聯性太強因此不能倒閉，相關性太大因此不能倒閉”，銀行或大型系統性企業的成功“可能不是基于‘其商業模式的’相對有效性”，而是基于它們的相對規模、聯系以及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市場機制的能力。一般情況下，政府干預對于規范市場體系至關重要，危機期間更是如此。

在西方，強大的金融游說團體已經形成一種監管機制，他們需要承擔非常大的公共風險。然而，中國政府對大型金融企業的利益一直漠不關心。中國政府實行資本控制，把金融資本引向長期投資。這是2008年華爾街和倫敦市場崩盤時中國金融體系依然表現強勁的關鍵原因之一。

同樣，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期間，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措施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開放資本賬戶和嚴格緊縮政策的教條主義支持更為先進。

誠然，經濟政策是一門利用適當的經濟管理杠桿來管理權衡得失的藝術。雖然集中控制信息和非常情況下的國有化是有益的，但如果過度使用，則會加劇道德風險，不利于價格信號機制的長期效率，甚至可能會阻礙長期經濟增長。

正如愛丁堡大學全球銀行監管與金融系講座教授艾米利奧斯·阿夫古拉斯與一位作者討論時所稱，中國經濟例外論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當國家經濟穩定受到威脅時，可以強制使用極端工具。然而，一旦過度使用，這些工具可能會失去效力，導致經濟進一步失衡。

結果是，在市場與信息普遍不對稱的情況下，強制但慎重的政府干預通常可以提高效率和公平性。當政府戰略性地采用信息管理與非常情況下的國有化，僅僅將其作為最后手段時，可能會給經濟活動帶來積極影響。但在采取這種手段時，問責制至關重要，以防道德風險大肆蔓延，否則規模太大因此不能倒閉的國有企業將從事風險更大、生產力更低的活動。

無現金化革命：國家稅收的福音

中國是無現金交易的全球引領者，其技術金融規模比美國高出10倍。例如，阿里巴巴的螞蟻金融公司就“控制著世界上最大的貨幣市場基金，其2017年處理的付款筆數比萬事達還多，并且僅去年一年就通過在線支付平臺完成超過8萬億美元的交易。”無現金交易形式為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提供海量數據，這使得他們為超過8億用戶創建完整的信用評級檔案。

隨著金融資本配置存在的兩個特有問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在信用建檔過程中被最小化，這極大地提高了私人資本的配置效率。

當然，這并不能解決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問題，但可以減輕國家政府的預算壓力，因為無現金交易讓征稅變得更加簡單。此外，一旦中國轉向無現金經濟，灰色經濟就會立即納入國家統計之中，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會下降。

中國向無現金經濟過渡還會引起未來的現金流效應(因為未來的稅收收入將繼續增長)、提升人民對中央政府擴張財政能力的信任，并在防止國債超調的情況下緩解無力償債的機構的壓力。

因此，北京正在開展的去杠桿化努力可以通過逐步增加財政收入來實現，這樣可以在不限制短期財政擴張的情況下，平穩且可持續地減少債務。隨著地方政府的收入因土地銷售限制出現下降(從而亟需其他收入來源)，這一點變得尤為重要。

根據北京大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的預測，中美貿易戰期間，緊急財政擴張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產生有利影響。佩蒂斯正確地斷言，貿易戰不會大幅減緩中國經濟，因為中央政府將提供財政刺激來彌補(對美國)出口額的下降。佩蒂斯還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完全終止去杠桿化進程，這一過程就會放緩，并且國債與GDP的比率也會增加，從而破壞中國的長期增長。

然而，我們假設的情況是：隨著中國向無現金經濟過渡，總稅收將會增加。因此，緊急財政擴張不會顯著加重國家債務。

中國人民銀行煞費苦心地地評估了無現金化對國家貨幣政策及國民產值的影響。宏觀經濟建模以及所謂的宏觀經濟DSGE建模不僅復雜，還經常出錯。

然而，向無現金過渡是一項戰略決策，中國可以通過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就能輕松實施這一決策，因為中國已經擁有戰術技術平臺——無現金生態系統。例如，如果政府對自動取款機交易征收從價稅，那么這會刺激人們加大無現金平臺的使用力度。這會提高增值稅的征收效率并登記到國民賬戶中，從而增加稅收。此外，交易數據分析讓所得稅估算更加簡單，還可以限制逃稅。

正如經濟和工業研究基金會的報告所證明的那樣，即使是像希臘這樣負債累累的國家，自2015年7月以來，其向非現金化方向的部分過渡為國家創造了奇跡，增加了財政收入。

中國經濟穩定將取決于中國自身

近期，中國央行與美國財政部就中國去杠桿化步伐爆發了不同尋常的口頭爭論，后者認為中國應該在爆發貿易戰的當下持續推進去杠桿化。伴隨這場爭論的是，在中國國內有關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擔憂論調也被反復討論。中國央行官員支持采取廣泛的財政刺激措施，但美國財政部官員則傾向于通過SOE采取有針對性的財政寬松政策。

8月中旬，中國政府指示各家銀行放寬針對(受貿易戰不利影響的)企業的資產流動性。

誠然，中國經濟并非不受全球沖擊影響，但已經積累了龐大的國家財富。在大量草根工商業企業家的推動下，中國經濟的活力和債務去杠桿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將由國內政治、明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持續的對外開放決定。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措施為中國繼續發展奠定了基礎——盡管這些改革措施可能進行調整，以應對當前貿易戰施加的持續壓力。

正如《金融時報》所指出的，自2013年以來，“中國已經大幅裁撤其影子金融機構，推出一系列措施來穩定借貸市場，致力于控制區域性銀行風險并加緊控制幾乎失控的信貸系統”。不久前中國還出手處理隱性債務，并提升其國家統計數據的質量。

總而言之，中國主要通過國內改革來推動生產率提升，進而促進國內生產，并使長期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保持在正常水平內。

征收關稅不可能取勝：給貿易和平創造一個機會

一場曠日持久的貿易戰并非不可避免。對于美國的戰略家們而言，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應該對中國經濟狀況作出準確判斷，不要高估美國的懲罰性貿易關稅對中國債務可持續的負面影響。否則，就可能會錯誤地推動特朗普升級貿易戰，將中國與美國推向一條“與緩和地緣經濟沖突完全相反的”道路上，而且將對全球貿易秩序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即便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中國非常脆弱，其經濟規模只相當于美國的很小一部分，中國也堅決反擊外國恐嚇，不懼與當時世界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前蘇聯對抗。經過大約30年的經濟增長，中國如今既非注定崩潰，但也不準備接管整個世界。雖然已經取得成功，但中國的經濟體系過于獨樹一幟，以至于無法作為其他國家模仿的樣板，而且中國的人均財富目前仍然低于各個西方國家。

因此，中國并不是美國式民主的威脅，當前的貿易沖突也不應被說成是“事關人類存在的系統沖突”。在這個陌生的地緣經濟領土內，如果對中國經濟進行理性的、經過驗證和計算的準確評估，將有助于彌合差異，給中美雙方帶來有尊嚴的貿易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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