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稱，從海淀法院近年審理的通過婚戀網站騙取女性財物、侵犯女性人身權利的犯罪案件看，犯罪分子往往使用化名、偽造身份、隱瞞婚史、取信于被害人。被冒充的身份包括“高干子弟”“警察”“基金經理”“煤礦礦主”等，而不法分子最經常選擇的是“軍人”“特工”。其中一個例子是，有被害女性曾在百度網上，搜索到假冒軍官參與活動的照片，從而相信了與自己交往的是“首長”，遭受詐騙。

一個成功的騙局里，貌似施騙者與被騙者是對立的雙方，但實際上二者之間有一種心理“共謀”——騙局成立建立在二者共同的社會認知框架上。光明網評論員曾在《冒充“領導”和“黑老大”：電信騙子的成功學》一文當中說過，多無知的騙子，也能算得上人性弱點的洞察者;多粗陋的騙術，也能清楚地掌握一些社會意識：比如，相信財富可以通過偶然發現一次機會而空手套白狼的底層哲學;比如，相信明規則之外另有一套潛規則在主導社會運行的經驗判斷;再比如，對個體在公權力面前保持人格和伸張權利的不托底、不相信。同樣，婚戀騙局都是套路卻又長盛不衰，是因為騙子和被騙的女性之間有兩個共識：婚姻是僅有的實現階層流動的渠道之一;如果想要靠這條路完成流動，就要尋找一個“不落空”階層。

“不落空”階層的概念來自近年的社會學研究，指那些無論政策和體制如何變化，總是能得到好處的、實際占有權力和資源的群體。社會的轉型期本應呈現利益格局不斷調整、階層不斷起落沉浮的景觀，但特別的是，恰恰在中國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了這種超越“調整”的通吃階層。在近十幾年當中，民間通過個體觀察，也獲得了與這個學術名詞共同的認知。騙子選擇扮演的、姑娘們選擇青睞的那些角色：“首長”“高干子弟”“擔任軍火貿易公司的一把手的副師長”“父親是正廳級官員的王府井珠寶店老板”，正表達了這種雙向的認知。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常識看來根本不正常的行為，比如超越規則辦事、不按常理出牌、秘密性的行動、神龍見首不見尾，放在這些角色身上毫不違和。婚戀騙子借助這種角色特征，隱瞞婚史、掩藏真實身份、實現信息不對等、找借口向女方要錢;受騙的女性同樣因為這種角色特征，認為這一切都有了可理解的語境。以高校和高新產業成名的海淀區，其人口素質即便在北京也可以排在前列，泛泛說這些案例中受騙的女性不聰明未必公平。其背后隱藏的，是一元權威的社會里，這些階層或群體“本來如此”“應該如此”的認知。

育兒嫂作家范雨素刷屏后，很多論者分析了其文章里所展現的階層現狀。相比起自傳體式的記錄，法院給出的多人物、多角度的現實“案例叢”，也許更清楚的描繪出了社會階層的現狀和人們對各階層的認同度。更深層的是，包括婚戀騙局在內的騙局套路，重申了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弗洛姆的一段話：有些社會很容易培養出一種人格，對強勢強權的恐懼，通常會發展為敬畏、欽佩和愛慕，“只要感覺到權勢，幾乎自動會敬仰愛戴。”

所幸的是，當今社會這樣的人格正在逐漸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