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高校教師竟是貪污罪高危人群

• 2017年7月21日 GuoMeng來源：華商網 86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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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科研人員來說，使用科研經費往往意味著一不小心就會滑進“犯罪”的深淵。從2013年到2016年，與科研經費相關的案件呈遞增趨勢。

報銷困境下的“虛列開支”

即使終于等來了“遲到”的科研經費，有的科研人員一轉身又陷入了報銷的困境。

目前，我國科研經費管理一定程度上“見物不見人”，不少科研項目的經費被允許用于人員費的支出比例偏低，課題經費的申報和評審中也存在人員勞務費發放比例的限制。而這些規定難以全面且真實地體現科研人員的智力投入。這種報銷困境往往更多存在于人文社科類科研項目中。

剛從深圳調研回來的李燕萍表示，自己可以通過往返交通票來報銷一部分交通補助費，但在過去，如果是同城調研就很難有發票可用于報銷，“有規定說不能報地鐵票。之前我遇到的一位老師在山村里做地質勘探，更是無銷可報，在村里吃飯住宿，你去讓他開個稅單，他可能都沒有”。

相比于人文社科類項目，理工科類的科研項目經費看似可報銷范圍更廣，但也仍有無處登記的開支。在這種情況下，有的科研人員虛開發票套取資金，以彌補無法登記報銷的人員費和勞務費。

兩年前艾靜律師代理過一起“科研人員虛列耗材、套取科研經費”的案子，她的當事人在購買課題所需實驗耗材時就遇到了某些耗材不能開發票的情況。于是，他從不同公司購買的耗材，最后顯示為在一家公司購買，“再去這個公司調查，其他發票都是虛開的”。

報銷無路的一些科研人員，只能通過虛列設備、儀器，列出一些實際并無花費，但能弄來發票報銷的項目開支。由此，科研經費的“跑冒滴漏”不斷發生。

2007年至2013年間，時任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遙感室主任的趙冬至，利用職務便利，指使本科室秘書高某，使用購買的發票在本單位報銷，套取科研經費共計人民幣約188萬元。趙冬至將其中的58萬余元據為己有，并分給高某人民幣5萬元。趙被判貪污罪。

2013年的浙大陳英旭案中，陳英旭也是被指控授意博士生以開具虛假發票等手段，套取科研經費1000余萬元。根據判決，這種虛列開支的做法顯然觸碰了法律底線。

有律師認為，有些科研人員主觀上并無非法占有目的，他們為了課題而不是為了個人利益去“虛列開支”，這種情況也被判為“貪污”并不合理。在艾靜律師看來，這是司法習慣性認識的問題，“可能在一個案子里，一旦看到假合同就認定是套取費用，不管費用是用來干什么，法院都認定套取后你再使用，就是貪污”。

各自為戰的經費管理

除了撥款和報銷環節的問題，在科研經費使用方面，還存在挪用資金的現象。

“明明是開給研究生的勞務費，但錢最終可能并沒有到他們手上，而是又回到了項目負責人的手中。”陳超說，“然而他們這么做，其實也有難言之隱。”

科研項目的經費由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構成。陳超表示，直接費用中專家咨詢費的管理相對獨立且嚴格。根據《民口科技重大專項管理工作經費管理暫行辦法》，專家咨詢費最高為每人每天800元。“但現在實際專家咨詢費一般是一天1000~2000元。科研人員只能多報學生勞務費，之后再讓學生返還，這樣將多報的錢積攢起來作為專家咨詢費用”。

他還表示，在科研進行期間可能需要調整設備費和材料費，由于材料費在學校一級便可審批，而設備費則需上報科技部，因此也會存在將設備費的資金用作材料費的情況。

讓部分科研人員游走在犯罪邊緣的，正是這種制度上的難言之隱。時曉騫律師表示，的確存在不少科研人員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將科研經費挪作他用，比如用來注冊公司、購買理財，甚至購買房產等。“這種情況可能構成挪用公款罪，也可能構成挪用資金罪”。

記者檢索發現，2011年至2014年，陳某甲在擔任武漢理工大學部分科研項目負責人期間，用虛假的票據多次套取科研經費共計約53萬元人民幣，其中有近10萬元被用于個人消費。這些科研經費被挪作他用的情況，也反映出目前科研管理制度尚有待改善之處。

從宏觀層面看，科技資源配置涉及科技部、發改委、工業與信息化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教育部等多個部門。李燕萍表示，每個部門有自己的決策和課題，存在內部的消耗。

而從微觀角度來說，在高校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員也需同學校的多個部門打交道。李燕萍認為，在龐雜的科研管理中，必須保持不同部門的評價與管理是一致的，至少標準要保持一致，“不能讓大家覺得某個環節很容易過關。最初進行科研項目的投入時，經費投給誰，必須要加大源頭的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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