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稅改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有幾何 專家闡述美稅改

• 2018年1月18日 zengyan來源：金融界 826 50
• 繁體

• 

  2018-2023年影子銀行體系產業(yè)深度調研及未來發(fā)展現(xiàn)狀趨勢預測報告

  隨著影子銀行體系行業(yè)競爭的不斷加劇，大型企業(yè)間并購整合與資本運作日趨頻繁，國內外優(yōu)秀的影子銀行體系企業(yè)愈來愈重視對行業(yè)市場的分析研究，特別是對當前市場環(huán)境和客戶需求趨勢變化的深入研...

終于說清!專家四角度闡述美稅改，不是想撤就能撤。1月16日，第11屆亞洲金融論壇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

特朗普稅改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有幾何 專家闡述美稅改?

北京時間周二(1月16日)，第11屆亞洲金融論壇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出席了由鳳凰網財經與KVB昆侖國際聯(lián)合主辦的主題分論壇，并在會前接受鳳凰網財經的專訪。

管濤表示，央行近期暫停在人民幣中間價的定價機制中加入逆周期因子，這是臨時性的政策回歸，就像2017年9月份把外匯風險準備金率降為零。他還提出，雖然2017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在時間上有逆周期因子的作用，但并不是逆周期因子本身導致了人民幣匯率波動。

談及特朗普稅改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管濤從四大角度進行了闡釋，他認為:中國的“三去一降一補”實際上也有降稅的作用;資金是否會流入中國和稅沒有直接的關系;美國通過減稅的措施，鼓勵美國企業(yè)的海外利潤回流，但實際情況是不少美國在海外的投資不是想撤就能撤;最后，即便有部分美元流動資產，本身就是美元，也不存在匯兌后推高美元匯率的問題。所以，市場可能高估了美國稅改的影響。

以下為采訪實錄:

談人民幣匯率:暫停逆周期因子是臨時性的政策回歸

記者:非常歡迎管濤老師在亞洲金融論壇現(xiàn)場接受鳳凰網財經的專訪。您近期在公開場合中談到，根據(jù)過去兩年的經驗，人民幣匯率漲跌3、4個百分點后會進入到一個加速上漲或下跌的階段。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6-8個百分比的區(qū)間?這是不是一個心理博弈區(qū)間?

管濤:后面你談的含義是說2015年“8.11匯改”以后，中國出現(xiàn)了資本流出。資本流出一部分是外資流入減少，另一部分是因為企業(yè)和家庭的境外資產配置。從年度數(shù)據(jù)來看，外資減少主要是在2015年發(fā)生的，2016年以后這塊又恢復了。

導致中國前期資本流出的主要渠道是藏匯于民，就是資產，它對應的一部分對象是美元的持有者。當人民幣升值的時候，如果升了3%、4%，美元資產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么?它的外匯存款主要來自于出口收入，而出口收入平均利潤是3%、4%;如果人民幣升了3%、4%，拿美元的人就把出口賺的利潤成本虧掉了，等于被逼空了。

記者:這是一個心理界線?一旦跌出市場便會呈現(xiàn)“一邊倒”的狀態(tài)?

管濤:也不是心理界線，而是財務成本的界線。出口平均利潤是3%、4%，人民幣下跌的時候影響的是人民幣持有者。持有人民幣資產還是美元資產?他們考慮的是人民幣和美元資產風險收入差異，這個利差正好也是3%、4%。前期資產的流出是由于資產配置導致的，資產配置就跟美元資產和本地資產持有者是有關系的。把人民幣匯率復盤以后，就印證了這個判斷。當人民幣下跌的時候是影響著人民幣資產持有者，他們會不會轉向美元資產?當人民幣升值的時候美元資產或者外匯存款持有者，會不會轉向結匯?或者外匯存款減少?

記者:這是針對人民幣匯率的一個特殊情況，還是說對全世界都有一個相同的規(guī)律?

管濤: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當然影響匯率因素很多，在某個階段這個因素發(fā)揮主要作用，不一定所有國家都有這樣的規(guī)律。像日本4月1日起到次年3月31日是一個財年，在財年的時候有一個財務結算，可能外匯回流把它變成日元，最終日元匯率也會有影響。

記者:我記得2016年鳳凰網財經峰會時采訪您，您提到人民幣可以像日元一樣避險，經過2017年人民幣匯率的回升，是不是印證了這樣一個觀點?

管濤:避險貨幣是當市場動蕩的時候，這時候資產要尋求安全的投資場所，那么就會選擇管制比較少，市場深度較深，但是容易吸收各種心理沖擊的資產。日元資產沒有什么管制，債券市場也比較發(fā)達。當由于地緣政治沖突，市場避險情緒上升時，大家會投向安全市場，日元就會升值。

從長遠來看，人民幣有潛力成為一個避險資產。中國堅持開放發(fā)展理念，不但貿易開放，金融也要開放。前一陣子周小川行長提出了經濟對外開放“三駕馬車”的理論，我想這是中國政府既定的目標。

還有一塊，中國是一個大型的開放經濟體，它跟很多小國不一樣，小國容易被資金的大進大出沖擊，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不會)。像我們現(xiàn)在股票市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等等，都是在全球名列前茅的，不能說數(shù)一數(shù)二，也是前三。因為它的流動性比較好，有錢進來或者出去，它是有能力吸收這個資金進出帶來的沖擊。

人民幣是有這種潛力的，但目前為止還是在一個成長階段，還不真正具備一個避險資產的條件。比方說我們的匯率還要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以后才能減少對一些管制手段的依賴，否則流入的壓力大了后就要去控流入。

記者:您近期也提到央行逐步退出外匯市場干預是必然的趨勢，之前市場傳聞說央行暫停在人民幣中間價的定價機制中使用“逆周期因子”。您怎么看?

管濤:逆周期因子發(fā)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首先，去年人民幣不論雙邊匯率的升值，還是多變匯率的升值，大部分發(fā)生在5月底加入“逆周期因子”以后。我只是強調時間點上有逆周期因子(的作用)，但并不認為是逆周期因子本身，導致了人民幣匯率雙邊和多變匯率的變化，并不一定是這樣的。

我看過有一些分析，研究結果是逆周期因子在大部分時間并沒有發(fā)揮作用，(人民幣匯率還是受)供求關系和一籃子貨幣的走勢(影響)。可能在個別時候，逆周期因子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時間點上確確實實是這樣的。因為引入逆周期因子是為了對沖外匯市場的周期性，更好地反應國內經濟基本面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從去年二季度開始，人民幣匯率包括外匯儲備的回升，更多地反應了基本面的變化。特別是人民幣去年止跌企穩(wěn)以后，外匯市場順周期性明顯減弱，這個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呢?去年上半年的時候，收盤價相當于中間價總體上是偏貶值方向的，但去年年底到現(xiàn)在為止，人民幣逐漸地升值或者振蕩升值，收盤價相當于中間價有時候在偏升值的方向，有時候在偏貶值的方向，就沒有明顯的周期性的特點。

在這種情況下，現(xiàn)在決定把逆周期因子暫停使用，我覺得也是體現(xiàn)了一些臨時性的政策回歸，政策中性。有點像去年9月份把遠期購匯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降為零，那時候貶值預期比較強，所以遠期購匯壓力比較大，現(xiàn)在形勢已經好轉了，所以回歸政策通過。

談特朗普稅改:市場高估了美國稅改的影響

記者:雖然市場或許已經消化了美聯(lián)儲加息的影響，但特朗普稅改的影響也不容忽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稅改對兩國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管濤:應該說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前期大家有可能高估了美國稅改的影響。但是美國稅改方案真的在兩院通過以后，大家又覺得可能影響并不一定像預想的這么大。

具體對中國來講，首先美國稅改的主要內容是減稅，中國實際上也有減稅，也有很大的下降幅度，這兩個事情并不是沖突的。我們實際上在“三去一降一補”，其中一個降就是降成本，稅費的所有成本都在往下降，所以我們本身也在做這個事情。

第二個就是資金進不進中國，除了匯率還有很多政策方面(的影響)。只要中國營商環(huán)境沒有大的變化，資金還是愿意進來的。如果資金要制約，也可能是整個營商環(huán)境不像以前那么好了，盈利水平沒有那么高了，但那是另外一回事，跟稅沒有直接的關系。

第三個美國通過減稅的措施，鼓勵美國企業(yè)的海外利潤回流。很多人做了進一步分析后發(fā)現(xiàn)，一個是美國企業(yè)的海外利潤可能不是存管式的存在，而是變成了一種長期投資，變成了股權投資，所以流動性并不是很好，并不是想撤就能撤回來。

還有一個，即便持有流動性資產，可能相當部分是美元資產，如果不存在兌換問題，那么本身就是美元。如果外匯存款是存在中國，也不存在錢回去后導致美元匯率升值(的問題)。現(xiàn)在看來，有很多市場表現(xiàn)并不一定像大家預期的那樣。

我們不能說目前美國稅改對中國沒有造成溢出效應，這會永遠存在，也許到什么時候市場的看法又變了，這個東西很難講。但是到現(xiàn)在為止，負面影響是相對有限的。外匯市場是一個有效市場，很難預測它的走勢，甚至你事后去解釋它也是很困難的，為什么去年以來，美元走了這么多?到現(xiàn)在為止也不知道為什么走弱?更不能夠簡單用去年導致美元走弱的因素，簡單地說美元會繼續(xù)弱，很難講。現(xiàn)在仍然是這種情勢，但不知道剩下的時間會怎么走。

記者:您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講新加坡雖然有貿易赤字，但并沒有遭遇債務危機。而美國因為之前累積的債務，再加上稅改、基建、修墻等各種措施，未來的債務問題更加嚴重。您怎么看待美國的情況?新加坡的例子能不能給美國一些啟示?

管濤:新加坡的例子告訴我們:債務規(guī)模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用途和結構。對于美國來講也是一樣的。現(xiàn)在美國政府債務，特別是稅改以后，美國財政赤字會進一步擴大。美國做這種預測和方案的時候，說減稅本身會帶來經濟增長，會擴大稅基，會自我抵消，所以赤字不會擴大。但大部分的經濟學家是不買它的賬的，至少短期內不會互相抵消的，從長遠來看可能有抵消效應。大家都預期可能赤字會進一步擴大。

同樣的問題，到底減稅能帶來什么好處?如果大家都把它花掉了，它不形成生產能力，不提高整個經濟運行效率，不推動技術進步，那么將來就危險了。政府替你省了錢，你把這個錢干什么了?

所以說根本還是看減稅以后，企業(yè)怎么用(省下的錢)?到底能不能讓減稅鼓勵企業(yè)投資，讓生產提高，技術進步?如果可以，那美國潛在競爭水平就會提高，對美國長遠發(fā)展是有好處的，如果不是，可能就是財政赤字的增加，但沒有后期的償債能力，就會滾雪球，越滾越大，甚至還有很大的風險。由于財政擴張使用不當，短期內經濟過熱，進而推高通脹，可能會讓美聯(lián)儲加速地加息，這會對美國經濟，也會對全球經濟金融市場會帶來一些影響。

記者:您提到新加坡是出口導向型，但美國現(xiàn)在是偏向于貿易保護主義的。從這方面來看，這種方式是不是錯誤的?

管濤:這個確確實實，出口導向就是鼓勵競爭。美國現(xiàn)在采取“美國優(yōu)先”政策，實際上是各種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措施，這可能不利于美國產業(yè)的國際競爭力提高。但可能站在不同立場得出結論不一樣。美國政府認為它們并不是貿易保護，而是強調公平貿易，其他國家進入美國市場非常方便，但是其他國家包括一些發(fā)達國家對美國也有很多貿易壁壘，所以它現(xiàn)在強調公平貿易。

歸根到底，不管強調自由貿易還是公平貿易，要不要支持企業(yè)去參與國際競爭?在競爭的海洋里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

記者:好的，謝謝管濤老師。

延伸閱讀

推薦閱讀

猜您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