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資產處置,是指通過綜合運用法律法規允許范圍內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對資產進行的價值變現和價值提升的活動。資產處置的范圍按資產形態可劃分為:股權類資產、債權類資產和實物類資產;資產處置方式按資產變現分為終極處置和階段性處置。
不良資產處置,是指通過綜合運用法律法規允許范圍內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對資產進行的價值變現和價值提升的活動。資產處置的范圍按資產形態可劃分為:股權類資產、債權類資產和實物類資產;資產處置方式按資產變現分為終極處置和階段性處置。終極處置主要包括破產清算、拍賣、招標、協議轉讓、折扣變現等方式,階段性處置主要包括債轉股、債務重組、訴訟及訴訟保全、以資抵債、資產置換、企業重組、實物資產再投資完善、實物資產出租、資產重組、實物資產投資等方式。
不良資產處置行業起源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經歷三次大規模的銀行不良貸款剝離,在近三十年發展期間,監管環境不斷完善。財政部、銀監會于2012年頒布了《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以及財政部于2015年頒布了《金融管理公司開展非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管理業務辦法》,對不良資產管理業務活動、公司治理等方面不斷完善監管,為行業的穩定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現階段,我國商業性政策的傾向性比較明顯,不少特殊類型的企業仍是受惠群體。例如,由于不少小微企業剛剛成立,它們往往需要通過向銀行貸款獲得資金支持,但是因為缺乏管理經驗、行業進入壁壘較大、拓展業務困難等問題,致使其盈利能力不足,很難真正得到相應款項。為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加市場活力,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銀行對小微企業進行放貸。
但是,在為它們帶來了更多發展機會的同時,這也造成了“小微企業成為不良貸款產生的主要供體”的局面。企業或個人的信用記錄及相關數據不夠完整,這為投資者準確判斷該項不良資產的風險系數增加了一定難度。良好的信用體系可以如實反映出主體的過往交易事項,通過對其社會關系、信用指數、資金狀況等因素進行分析,可以幫助投資者得出相對準確的信用風險指數,以便最終做出更加正確的判斷。考慮到未來我國監管部門對于金融業不良資產的認定及處置趨嚴、受疫情影響的不良貸款規模增加,預計2021年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處置規模仍將保持40%左右的增速,達4.8萬億元;隨后處置規模增速將逐步趨緩,至2025年,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處置規模將達9萬億元。
第一節 中國不良資產處置行業發展概況
一、中國不良資產處置行業發展趨勢
(1)服務個性化
“雙循環”格局下,作為中央金融企業的責任感、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緊迫感,以及隨著金融業對外開放境外金融機構進入不良資產市場加劇資產公司行業競爭的危機感,都促使資產公司變被動為主動、奮力尋求自身的存在價值。在近年來由被動接受金融機構的資產包轉向加大不良資產收購力度的基礎上,既主動拓展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的問題資源,又勇于承擔涉及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大項目重組,還積極探索針對包括信用違約等在內的個人債務重組業務,最大限度將業務觸角延伸至社會經濟各個層面。
特別是,順應新時期問題企業風險化解的個性化需求,由原先的以持續完善不良資產業務產品為中心,轉向以客戶為中心,在暢通問題企業“血液循環”的過程中,根據企業的特色化需求,或為解決企業困難提供所需要的金融資源,或通過資源整合給予其技術支持,或視情況引入外部投資者進行產業合作,最終通過提供個性化的綜合性服務促進企業發生實質性的正向變化。
(2)手段多元化
金融是實體企業的血液。新時期資產公司開展另類投行業務化解金融風險、服務實體企業的內在邏輯,在于通過作用于問題企業的機制由“三血”向“四血”轉變,來暢通問題企業的“血液循環”,進而恢復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具體而言,就是在通過不良資產收購這一“抽血”機制降低企業財務負擔,通過追加投資等激發企業自身潛力這一“輸血”機制提升企業生存能力,通過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這一“造血”機制增強企業內生動力的同時,疊加債務重組、市場化債轉股、資產重組、企業重組、產業重組等多元化投資銀行手段,改善企業財務狀況,提升企業盈利能力,幫助企業“換血”實現轉型升級。
最終通過“四血”機制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化解金融風險、優化資源配置,建立金融與實體企業良性循環的暢通渠道。與之相適應,不良資產的業務形式由原先以處置轉讓為代表的簡單化,轉向以資源整合和價值提升為特征的復雜化。
(3)運作一體化
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范化解,具有涉及主體多、覆蓋范圍廣、利益沖突大、運作周期長、協調成本高等特征,需要放眼全局的視野甚至全球的大格局,摒棄零和博弈,堅持共贏理念,為問題企業設計一個以盤活重整為目標、兼顧各方利益且能兜得住的一攬子綜合性解決方案。
其核心是運作一體化,即針對一個具有價值提升潛力的不良資產,運用“綜合經營、系統集成”的思維對其進行分解、分類,采取系統處置、有效盤活及投資銀行手段加以一體化運作。以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長城資產”)近年來運作的“中國鐵物”項目為例,作為國內首家央企私募債危機事件,中國鐵物由于債務規模大、構成復雜、債權人眾多,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長城資產主動介入,經過“扎實盡調、摸清家底、評估資產”后,為企業設計了以“本金安全+部分還債+留債展期+利率優惠+轉股選擇權”為主體的一攬子綜合性金融救助方案并通過一體化運作,成功化解了中國鐵物債務危機,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其中,“七圈模式”是長城資產一體化運作的濃縮提煉。首先,處于原始狀態的不良資產是第一個圈。在此圈內,按質量狀況將資產分為優質資產和問題資產兩個小圈。其次,按主業資產和副業資產對優質資產進行分離,形成優質資產圈中的兩個小圈;按有效資產和無效資產對問題資產進行分離,形成問題資產圈中的兩個小圈;最終,通過對優勢主業資產和問題有效資產進行“逆周期培育、順周期提升”實現“跨周期”的價值后,來彌補問題資產的損失,進而在實現社會效益的過程中獲得不良資產經營的綜合收益。
(4)實施精細化
圍繞問題企業開展的具有個性化的另類投行業務所需的三大能力,決定了資產公司在具體實施中要做好精細化。
一是對企業發展趨勢、走出困境的專業研判能力。另類投行主要為重組、清算或破產,不僅需要對企業微觀面的深入研究,也要對行業發展、國內外經濟形勢等宏觀面的科學研判,更需要基于多年實踐所形成對企業走出困境判斷的專業敏感性。
二是對企業價值挖掘、統籌推進重組的打持久戰能力。要對此類業務特別是其重組過程爛熟于胸、具有豐富的法律和財務知識,以及對資產估值的專業能力;同時,面對重組可能遇到的種種阻力,意想不到的甚至會導致前功盡棄的各種變數,以及耗時之久可能長達數年的運作周期,我們必須有穩健的心理素質、靈活的應變能力、高超的溝通水平,以及足夠的耐心韌勁。
三是應對資產標的缺乏流動性和正規定價機制所要求的風險管理能力。這需要我們進行更嚴格更扎實的盡職調查,實行事前預警、事中控制、事后評估的全流程風險管控。此外,另類投行業務也對我們引入社會資金、受托管理資產的專業運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不僅使得我們要從以前的資金為王轉向人才為本,更要實施精細化運作。
1、不良資產處置行業發展規模
2020年新冠疫情影響下,實體企業經營受到重挫。企業不良資產加速暴露,金融類不良貸款也加速浮現,這均為不良資產行業發展帶來了空間。
從行業格局上來看,全國性AMC仍是不良資產處置主力,但面臨不斷加劇的行業競爭,需探索業務模式的突破;地方性AMC立足于地域優勢,正在尋求差異化發展策略;銀行系AIC專注于市場化債轉股,經營范圍仍有拓展空間;外資AMC加速進場,成熟的外資機構將帶來新的活力。從不良資產處置方式上來看,新興的業務模式——不良資產ABS進入第三輪試點,信用卡貸款ABS發展勢頭強勁。
2、不良資產處置行業供需狀況
受疫情和外部環境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特殊資產行業遇到了新挑戰:供給市場數量增加,需求市場卻處于觀望狀態。供需缺口這一難題已經在不良資產處置中顯現。2020年前10個月,上海市場銀行不良資產的出包量呈明顯上升趨勢,未來這一趨勢仍有望延續,不良資產的供給量正在持續加大。
供給市場顯著增加,然而需求市場卻不活躍,由此引發資產價格中樞整體下移。市場成交并不多,流標占比明顯升高,這反映出當前不良資產的需求端對于發展形勢尚未形成一致積極預期。這或與特殊資產處置周期拉長、資產處置效率下降有關。一方面,受疫情影響,相關異地執行政策及現場盡調環節不能如期展開,使得資產處置的執行進展相對緩慢。
另一方面,經過近兩年的處置周期“洗禮”,市場參與者對于資產價格形成了更為理性的認識,疊加外部經濟和政策環境影響,當前資產價格中樞整體下移。在此背景下,二級市場對不良資產的處置難度陡增。未來3到5年,預計都將處于不良資產的收持周期。除了供需差距和量升價跌外,不良資產行業長期使用的法律訴訟等辦法在本輪周期的使用力度也在減緩,同時房地產在不良資產中占比較高,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也加大了處置難度。
此外,特殊資產交易鏈條的數字化也是一大手段。通過數字化方式來尋找投資人,通過直播方式來觸達到投資人,這是互聯網創新,也是行業趨勢。通過推動特殊資產的數字化處置,可以增強資產處置效率。
第二節 中國不良資產處置運營分析
一、中國不良資產處置經營模式分析
1、收購處置類不良資產經營
首先,AMC通常通過公開競標或者協議收購的方式,以相對于賬面原值一定的折扣,從金融機構(主要是銀行)收購不良資產。然后根據每項不良資產特點(例如債務人情況、抵質押物情況等主客觀因素),靈活采用不同的管理和處置方式,從而實現債權的現金回收、獲得收益。
對于有較大價值提升空間的不良資產,AMC通過幫助債務人進行財務重組、資產重組、完善公司治理等方法,為其提供一系列綜合服務,從而提升資產的長期價值,并且從中主動挖掘債轉股或追加投資的機會,最終尋找合適的時機,實現較高的處置價值;對于提升價值較小、質量較差的資產,AMC通常會各類資產重新組合,形成適合市場需求的資產包,通過拍賣、招投標等方式打包出售,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處置、最小化處置成本。
2、債轉股
嚴格意義上,債轉股是傳統類不良資產處置的一種,即通過將收購的不良債權資產轉化為股權的方式。但是由于債轉股有政策的淵源,已經演變成為專有名詞,再加上2016年是新一輪“市場化債轉股”的元年,因此單獨列出。
3、附重組條件類不良資產經營模式
附重組條件類不良資產經營模式是目前四大AMC另一大支柱業務,本質類似于放貸。AMC與債權企業、債務企業三方達成重組協議,向債權企業收購債權,同時與債務企業及其關聯方達成重組協議,通過還款時間、金額、還款方式以及擔保抵押等一系列的重組安排,實現未來債權的回收。具體業務模式見圖。
相較于第一種處置類不良資產經營模式,因為不涉及到訴訟、追償等事宜,這種業務模式所花費的力氣和成本更小,相應的收益彈性較小、穩定性高,因此在前幾年經濟景氣度不算太差的時候,這種業務模式成為了四大AMC快速增長的一種業務。該類業務的定位也很明確:針對流動性暫時出現問題的企業,用個性化的債務重組手段,進行信用風險重新定價,優化、盤活存量的問題債權資產。
4、不良資產證券化
2016年,銀監會相繼出臺了多項政策封堵銀行不良貸款假出表,因此銀行對有較強動力通過包括不良資產證券化在內的方式改善自身資產負債表。2016年上半年央行牽頭各部委出臺了多個文件以推動資產證券化發展,同時銀監會批準6家銀行(五大行+招行)成為不良ABS試點單位,截止目前,6家試點銀行均已發行不良資產ABS產品,合計規模近100億,基礎資產涉及對公貸款、個人住房貸款、信用卡貸款、承兌匯票墊款等。
案例:大連大顯集團VS信達資產——最典型的債務重組
背景:大連大顯集團(以下簡稱“大顯集團”)在2012年以10億元的受讓西部礦業(601168.SH)持有的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再生資源(以下簡稱“再生資源”)100%的股權、天津大通銅業(以下簡稱“天津大通”)7.47%的股權,大顯集團已支付大部分轉讓款,剩余2.4億元,雙方約定于2013年2月28日前由大顯集團向西部礦業支付完畢;同時大連控股(600747.SH)為這2.4億元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可是,過了最后支付期限后并且西部礦業兩次同意延期支付后,大顯集團仍無法支付2.4億元尾款。
業務模式
為了解決這2.4億元的債務,根據大連控股的公告,大顯集團當中嘗試過很多種方法,但最后均以失敗告終;最后還是找到信達來做整個債務重組,由信達資產收購西部礦業對大顯集團的2.4億債權。
收購的前提是:1、以大顯集團受讓后全部的再生資源、天津大通的股權進行質押;2、大顯集團及大顯集團董事長代威個人提供保證擔保。
啟示
該案例是最基礎、最典型的一種債務重組方式,雖然后續大連大顯是否歸還信達這2.4億的債務、債務重組的利率是多少都無法明確知曉;但是在當時,信達資產以自己大型國有AMC的第三方信用,輔以債務重組的技術性手段,同時化解兩家上市公司——西部礦業出售資產后無法收回資金可能引發的公眾股東信任危機,以及大連控股可能擔保未履約的聲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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