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號轉網”面臨的這些困難你不可不知！

• 2018年12月4日 ZhangHongYuan來源：綜合 4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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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與產出不成正比，通訊企業如何做出正確的投資規劃和戰略選擇？

  2017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企改革、創新創業發展的持續推進，舊泡沫將被逐步刺破，經濟將在各種不確定和沖擊中構筑新的增長動力。目前國內面臨如傳統行業產能過剩、非金融國有企業的高杠桿...

工信部近日表示，12月1日起，天津、湖北、云南、江西、海南5個試點省市正式啟用新的“攜號轉網”流程。

2010年11月22日，工信部第一批攜號轉網試點在天津、海南啟動。攜號轉網試點走過第八個年頭，如今也有了新的進展。工信部近日表示，12月1日起，天津、湖北、云南、江西、海南5個試點省市正式啟用新的“攜號轉網”流程。

對此消息，各大媒體一片唱好，一個短信就能辦理的攜號轉網與之前相比有了很大便利，更有媒體稱此舉將激起運營商的更好競爭。然而事實卻是這樣嗎?實際上在轉網過程中，仍然充滿了困難。

困難一：部分有捆綁業務的號碼目前依然無法轉網，最遲需2050年后才能辦理，例如188號段，該號段幾乎所有手機號碼都有在網協議[融寬]100M_3年以上網齡送寬帶(免續)(到期時間為2050-12-31)影響攜轉辦理，該號段由于捆綁了相關業務，在2050年前都無法轉網。作為中國人最喜歡的數字“8”，該號段依然緊緊的被中國移動攥在手里，目前無法實現攜號轉網，除此之外，辦理了校園網、親情卡等特殊套餐的號碼也無法實現攜號轉網。

困難二：轉網后由于不用運營商的號段歸屬地不同，號碼無法實現部分功能。目前國內的所有號碼前三位為運營商識別碼，中四位為歸屬地識別碼，一旦轉號后，相關互聯網應用數據庫無法識別號碼正確歸屬地，導致手機部分功能失靈，例如在線充值話費，在支付寶上充值話費會導致部分商家無法正確充值;此外，日常生活也會受到影響，例如銀行、公司數據庫無法識別該號碼信息導致無法發送信息。

進入智能手機時代，一個手機號碼往往綁定著個人微信號、手機銀行、各類應用APP等，因為網絡運營商提供的不好的服務而更換手機號碼，會導致牽一發而動全身。“攜號轉網”政策的問世，也受到了廣大消費者的熱烈歡迎。但是在實際實施過程中，網絡運營商消極對待，為“攜號轉網”設卡，阻撓消費者更換網絡運營商事十分不明智的行為，國家試點了八年，轉網流程越來越簡單，消費者操作也越來越方便，攜號轉網已經成了一種趨勢，任何運營商都無法阻擋這一趨勢。

雖然該項措施目前施行起來有一定困難，但是只要國內三大運營商積極面對，在一些公用領域上共同分享相關數據，這一措施肯定會受到消費者的歡迎。同時也倒逼運營商主動降低資費，提供更好的服務，也有利于消費者消費。

相關閱讀：“攜號轉網”大勢所趨 對運營商而言未嘗不是機遇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發布消息稱，根據工信部對號碼攜帶工作的整體部署，天津、海南、江西、湖北、云南五省(市)各運營企業于12月1日推出新業務受理流程。依照新流程，除了以往撥打客服電話或去營業廳外，用戶還可以通過發送短信或是掌上、網上營業廳查詢攜號轉網資格，且在辦理完攜轉業務申請后1個小時內即可正式攜轉到新的運營商，被認為是極大地提高了轉網的透明度和便利性。

“攜號轉網”并不是新鮮舉措。早在2006年，原信息產業部就確立了“攜號轉套餐”或“攜號轉品牌”政策;2010年和2014年，工信部分兩批分別在天津、海南和江西、湖北、云南啟動攜號轉網試點，算起來已有數個年頭;2016年12月，工信部印發《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明確提出“推動移動電話用戶號碼攜帶服務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因此，盡管此次攜號轉網新流程依然還在試點的五省市，但透過上述兩點舉措的針對性，可以讀出兩點明確的信息：一是“攜號轉網”的全面推行不可逆轉;二是要強化“攜號轉網”用戶的獲得感。

無論是當初從保障移動電話用戶資費方案選擇權，還是在2016—2020年行業發展規劃中作為“提升行業服務質量”舉措，攜號轉網的政策初衷都是基于擴充用戶的“用腳投票”權利，倒逼運營商提升服務質量。然而，從此前的試點來看，用戶的整體獲得感反倒并不高。一方面，如工信部副部長羅文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談到“攜號轉網”時所言，試點過程中的確發現了一些技術方面的客觀困難;另一方面，部分運營商的轉網便利性一直以來與用戶預期有很大差距，出現了諸如“電話卡無法被正確識別”“無法登錄運營商服務站”等新問題，被用戶解讀為沒有跳出眼前利益。

早在2016年就有報道指出，全球已有70多個國家實施了“攜號轉網”。這意味著，作為一項基本的用戶選擇權，“攜號轉網”是大趨勢。參照這些國家的經驗，“攜號轉網”雖然帶來了用戶在不同運營商網絡之間的“遷徙”，但并不一定會導致主運營商用戶的流失。有研究指出，在日韓等國，政策實行初期的確使主運營商市場份額下降，但3年窗口期過后，主運營商的市場份額就開始保持穩定;在希臘、葡萄牙等國，這種政策反而加大主運營商的市場份額;在捷克、立陶宛等國，新政策甚至遏制了主運營商的市場份額下降趨勢。換言之，“攜號轉網”并不必然帶來運營商利益損失，反倒有可能成為新的機遇。

有論者稱我國“三大運營商用戶比例相對均衡”，“攜號轉網”對于行業結構的優化作用有限;還有人指出，在三大運營商資費水平差別并不明顯的情況下，用戶的“攜號轉網”受益有限。對此，一方面，必須嚴格區分的是，用戶是否有選擇權，與用戶作選擇后受益多少是兩回事，不能以后者來代替前者;另一方面，在目前的競爭格局下，“攜號轉網”恰恰突出了用戶導向和提升服務的重要性。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當運營商千方百計地想通過一些規則設計阻止用戶轉網，反倒強化了用戶的轉網意愿。

概言之，在宏觀政策方向不可逆轉的前提下，與其擔心新政可能帶來用戶“轉出去”所造成的利益損失，倒不如在如何吸引用戶“轉進來”上下功夫。既然政策的起跑線是一致的，無疑誰適應得更快，讓用戶看得到更多誠意，誰就更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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