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根源及釜底抽薪之道 防止惡性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教訓

• 2018年5月12日 YaoEnHua來源：北京時間 139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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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3年中國總部經濟園市場深度全景調研及“十三五”發展前景預測報告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及投資者能否做出適時有效的市場決策是制勝的關鍵。總部經濟園行業研究報告就是為了解行情、分析環境提供依據，是企業了解市場和把握發展方向的重要手段，是輔助企業決...

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已超越國家的邊界，核心技術層出不窮。任何民族想要擁有每一種核心技術，以便可以萬事不求人，違反了經濟全球化的真諦

這幾個字看似平淡無奇，卻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沉痛教訓。GATT以及后來的WTO，像聯合國、世行和IMF一樣，針對的都是引發兩次世界大戰的前車之鑒。WTO及其前身GATT則重在國際貿易中杜絕重商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錯誤，提倡市場開放，降低關稅，平等競爭，促進所有國家的平等發展，旨在防止任何國家通過片面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巨大機會，用不對等的手段，損害他國利益，取得不正當的單邊崛起 。

這些規定雖非十全十美，卻并不妨礙任何國家通過不懈的努力，沿著國際分工鏈逐步攀升，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經濟強國。無論在GATT期間，還是WTO成立后，都有成功例子。例如，在GATT下，戰敗國日本和德國竟從廢墟中重新崛起，通過徹底融入國際分工體系而不是分庭抗禮，分別成為當時世界的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作為世界戰爭的兩次發源地的西歐也遠離戰火，一片繁榮，并沒有因德國的再度崛起感受到威脅。在WTO之下，中國也通過融入這一體系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顯然，與調子美妙動聽、目標卻虛無飄渺的經互會相比，WTO及其前身GATT的運轉踏實得多，也成功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攀登過程中，一國的企業并非個個非要登上價值鏈的頂端才算成功。以美國為例，盡管農業位于國際分工鏈的最低端，卻在美國經久不衰。即使其高科技和軍工占據國際分工鏈的頂端，其火箭、衛星、飛機、軍艦等也大量采用進口部件，為其他國家分享分工鏈的頂端預留空間。

各國企業之間的分工合作越是犬牙交錯，水乳交融，經濟全球化就能變得越是良性化，也越能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諦。在這種基于市場原則的秩序下，不同制度的國家都有和平發展的空間。德、日和中國盡管制度不同，卻都先后和平崛起，便是明證。在這個分工體系下，相對于中國，俄國這個曾被中國仰望，覺得高不可攀的強國，由于至今和這個分工體系格格不入，其經濟和技術的進步和中國已不可同日而語。現在的中國僅廣東一省的產值，便已超越俄國。

經互會的負面教訓之一是，由于消滅了民營企業和市場，只能以國家的名義直接組織分工。于是，國家的威望、民族的自尊心便凌駕于所有的企業利益。例如，蘇聯曾經通過經互會指定中國擔任的角色，并非沒有經濟學根據。即使過了幾十年，到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國際分工鏈中的角色，一開始仍不過是農業和輕工業。踴躍接受這類外國訂單的，正是鄉鎮企業、民營企業，或改制后的原國營企業。

改革開放帶來的所有制的多元化，使中國在國際分工鏈上尋找自己的位置和角色時，有了極大的機動性和多樣性。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只需考慮能否獲利，而不必首先擔心國家的尊嚴、民族的榮耀。如果上世紀50年代的公私合營和農業集體化運動沒有發生，民營企業和單干的農民對蘇聯指派的分工角色未嘗會一口拒絕，反倒因符合比較優勢而予以歡迎也未可知。當然，國家的尊嚴、民族的驕傲在當時壓倒了民眾自主的商業機會。

同樣在GATT時期，一心要趕超歐美的拉美國家，由政府大力推行進口替代戰略，為此由國家直接出面，扭曲要素價格，壓低資本利息，抬高本國幣值，提高關稅壁壘，高筑外債，不惜用財力和物力保護自己中意、其實違反比較優勢的企業。這種戰略使一般企業和民眾因高物價、高通脹、高外債、低生活水平而叫苦連天。而民眾的巨大犧牲并未換來進口替代的趕超戰略的成功。原因在于這種戰略的目的，不在充分融入和充分利用已有的國際分工體系，而在追求最終能自外于這個國際分工體系，以便萬事不求人。這自然是對全球化時代每個民族的生存、繁榮之道的根本性的誤讀。

相比之下，東亞和東南亞的一些經濟體堅持出口導向戰略，給企業充分的自主權，讓它們在發揮比較優勢的前提下，積極尋找在這個龐大的國際分工體系中最適合自己的分工角色。這些經濟體尋求的是積極融入，而不是旨在排斥這個體系。幾十年后，它們不但消化了自己的農業人口，而且攀登到國際分工鏈的較高位置。

兩者對比可以看出，良性的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是讓各國的企業而不是國家，在全球市場上按照比較優勢平等競爭。如果這種分工由國家出面主導，分工合作就脫離市場的價格信號，而蛻變為國家力量和威望的直接比拼。由于國家有暴力和國庫可做后盾，必要時既可動用國庫對自己中意的企業大肆補貼，又可動用暴力直接力挺。這就使經濟全球化由良性蛻變為惡性的可能大增。這也是為何GATT及WTO一貫強烈反對用政府的力量干預市場，強行推行產業政策的原因。

這一條對潛在的大國特別有針對性。像中國、印度、巴西、俄國、南非等金磚五國，理論上可以用不對等的手段，在保護民族工業、掌握核心技術的崇高名義下，高筑關稅壁壘，讓本國產業獨占巨大的國內市場，讓本國企業首先窮盡本國市場上的規模報酬遞增。等到本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降到國際價格之下時，再開放本國市場。

此時，世界只能目睹該國企業用低價通吃他國同類企業，獨霸全球市場。照此辦理，該國可依次擊敗所有具備規模報酬遞增特點的別國同類企業，獲得對世界經濟的事實上的霸權。

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要不斷改善民眾的生活。但是，若要實行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勢必與此目的背道而馳，多以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為號召，民眾不斷作出犧牲，購買價高質劣，但受保護的本國產品。在犧牲該國老百姓的福祉、損害非保護對象的其他產業利益的同時，還往往不一定真能扶植起自己想要的產業。

如果WTO允許某個大國這樣做，別的大國必然援例，要求跟進。全球化必然再次蛻變為大國之間在關稅和配額上的惡性競爭。如此，大國間必然加深誤解，引發各種沖突。二次大戰之前那種各國對峙、劍拔弩張的局面也許會再度來臨。這自然不是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國所希望見到的局面。

在追求單邊利益的時候，各國都會宣稱無意追求霸權，無意取得對別國的支配。但是，歷史一再告戒我們，各國的這類聲明蒼白無力。國際社會只看一國是否通過政府的不當干預，是否違反GATT和WTO堅持的對等原則，是否一邊享有進出別國市場的自由，一邊事實上關閉或半關閉本國市場，犧牲別國經濟利益，片面取得經濟霸權,而不會輕信該國的對天發誓。

中國國內的經濟摩擦也在與日俱增

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五年前便向世界莊嚴承諾，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事實上，這也是正式承認，中國尚未發育出由市場機制決定性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而這種機制正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

要實現這一條，首先就要允許所有要素自由交易，不然何來真正的要素價格?沒有真正的要素價格，又如何避免其他一切價格的扭曲?由政府定價的要素市場一定是偽要素市場，其扭曲的價格所引導的要素組合效率一定低下，供求一定失衡，收入分配格局一定惡化。

由于要素市場沒有發育完善，生產力與嚴重落伍的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各類經濟摩擦與日俱增。在改革開放已長達40年的今天，要素的使用效率下降，要素帶來的收入分配格局仍有違反社會正義和公平之處，貧富鴻溝和城鄉鴻溝難以化解，改革的動力有所衰退，改革的紅利難以普惠大眾，特別是農民、農民工及其后代。可見，要素市場發育的滯后已經帶來嚴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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