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干預”或成治療抑郁癥新選項

• 2018年5月21日 FanTianQing來源：新浪新聞 3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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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運動干預早已成為治療抑郁癥的新選項。

“運動干預”或成治療抑郁癥新選項。

抑郁癥又稱抑郁障礙，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是心境障礙的主要類型。臨床可見心境低落與其處境不相稱，情緒的消沉可以從悶悶不樂到悲痛欲絕，自卑抑郁，甚至悲觀厭世，可有自殺企圖或行為；甚至發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顯的焦慮和運動性激越；嚴重者可出現幻覺、妄想等精神病性癥狀。每次發作持續至少2周以上、長者甚或數年，多數病例有反復發作的傾向，每次發作大多數可以緩解，部分可有殘留癥狀或轉為慢性。

“需建立抑郁癥高危人群的綜合防治模式，尋求藥物、心理治療之外的醫體融合干預方式。”北京醫學會抑郁障礙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安定醫院院長王剛近日在首屆抑郁障礙高峰論壇暨首都醫體融合抗擊抑郁論壇上提出，除了要提示社會大眾加強對抑郁癥的認識、建立篩查機制外，還應讓醫療與體育的融合成果進入視野。

“近幾年，抑郁癥門診量確實在不斷增加。”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國家精神心理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醫生周晶晶表示，盡管抑郁癥呈現出高患病率、高復發率、高自殺率的“三高”特征，但與之相對的卻是低識別率和低治療率“兩低”的現實，“能來就診的人不少僅限于檢查而已，對用藥等治療比較抵觸，針對這部分人群，現有國內精神科也沒有特別好的辦法去干預。”

但在國外，運動干預早已成為治療抑郁癥的新選項。國際權威研究機構英國國家優化衛生與保健研究所發布的指南中指出“輕、中度抑郁癥可在心理治療之外選擇團體運動干預治療。”其改善癥狀及預防復發、新發等優勢已經讓干預方案十分成熟，“細化到運動的強度、頻次等細節。”不過周晶晶注意到，“在國內，別說推廣到門診，連研究都很少，即便有也是局限于跑步、瑜伽等單一運動，和我們說的運動處方差距還很遠。”

我國醫療和體育長期以來的“陌生”狀態，是周晶晶眼中運動干預滯后的重要原因，而隨著近年醫體融合步伐加快，運動干預也為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療選項——今年初，北京安定醫院與國家體育總局體科所已開展針對輕中度抑郁癥及亞臨床抑郁患者的小樣本臨床研究，“初步研究結果顯示運動干預療效好，可接受度高。”周晶晶透露，不愿用藥的門診患者對運動干預的接受度較高，目前，他們希望嘗試將運動干預推廣到住院的重度抑郁癥患者層面。

“國外的運動模式、頻次等并不一定適合我們的生活、文化習慣和身體素質”，上述兩家機構將繼續開展相關研究，以形成專業的運動指導培訓師隊伍及針對抑郁癥患者制定系統的運動培訓課程。不照搬國外體系，為的是“尋找一套適合中國抑郁癥患者的運動處方”，周晶晶說。

“不是所有運動都能治療抑郁癥。”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體醫融合促進與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建軍強調，讓人們對體育的認識不再停留在口號上，真正了解什么病患能進行什么運動，看清體育運動可能帶來的無效及風險，這才是展現體醫融合價值的前提，“不是所有病癥都能靠飯后百步走治愈的。”

郭建軍踐行體醫融合多年，在冠心病、慢阻肺等人群中參與建立了完善的運動干預措施，并已在基層醫院推廣使用。而面向抑郁癥患者，他認為除了要把控心臟承受的運動強度外，更應注意不同運動對患者心理、精神帶來的不同刺激，“給予個性化的運動建議”。如患者與人正常交往能力不足、情緒不能宣泄，會建議其多參加團隊運動；對抗壓能力較弱者，則安排一些小型的比賽，讓其直面成就感與挫折感；對睡眠困難及易疲勞的狀況，則應給予一定抗阻訓練；而精神渙散的“克星”則是高強度、需要調動全身神經控制能力才能完成的運動。

據周晶晶介紹，為了先找到一套可普遍推廣的運動方案，初期的受試者集中在18～55歲之間，“平均年齡約30歲”，受試團隊也配備了年齡相仿的運動指導師，每周開展團隊運動，在互動和比賽中幫助患者從體育中獲得滿足感和成就感，郭建軍稱此為“把體育文化引入臨床”。這種成就感并不是靠比賽的形式就能抵達患者內心，“需要把細微的進步都掰碎了讓他們感受到。”他舉例稱，“如果一名患者缺乏自信、體質較差，我們會為他設計一些考驗柔韌性的動作，輔助其取得進步后，會向他解釋，柔韌性變好反映的是神經控制能力增強，對他的病情有實際好處。”

“有趣、有用。”在醫師及運動指導師的雙重身份護航下，周晶晶發現，不少患者在完成兩個月的運動干預后還堅持參加鍛煉，這些人除了在專業量表評估上體現進步外，彼此在運動之余還能保持交流，“每次他們分享運動后的照片上，剛入組和入組有一段時間的患者情緒狀態差別很明顯，后者笑容更多。”這是周晶晶最直觀的感受，但也有一部分患者選擇中途放棄，“對藥物依從性只有50%～60%的患者，運動略好于藥物，但還需要更多的獎勵和反饋機制去增加依從性。”周晶晶提及國外的經驗，“通常運動后會有反饋機制，對患者進行運動干預一段時間后，最好使其形成運動習慣，這才會讓患者受益終身，所以不能只看短期的接受度，得考慮得再長遠些。”

“有固定方案，也需要個性化調整，且針對患者康復到不同階段，需要完成的運動也得變，不可能一勞永逸。”郭建軍表示，探索出適合抑郁癥的運動處方并非難事，難的是要組建經過體育與醫療雙重培訓的運動指導師隊伍，“人才是最大問題，很多人認識不到這個職業的前途。”郭建軍說當前體育醫學的收費問題尚不清晰，一方面導致運動指導師在醫院中面臨薪酬、晉升等問題難以解決的尷尬，也讓醫生缺乏實際利益且得承擔過分風險，“得靠情懷去支撐”；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扭轉患者的意識，“很多患者認為我們就是帶大家活動一下而已，為什么要收費？并不清楚背后嚴密的科學依據。”

郭建軍記得去年辦了運動指導師培訓班，來了100多人，大部分是大學學生，但大家畢業后幾乎沒人從事這個行業，“除非有一天能把它當成有回報的職業。”他表示，未來如果由醫院購買運動指導服務，將會是較好的解決方案，“藥廠生產的是藥片，而我們的藥片就是運動指導師。”

“運動干預疾病的層面我們已經滯后，但高危人群的預防才是真正減少發病的根本。”據周晶晶觀察，如今前來門診就診的患者呈現出低齡化現象，“高中生、大學生等學生人群就診比例較高。”在郭建軍看來，這一現象也與學校體育開展不到位密切相關，“抗壓能力較弱是造成抑郁癥不可忽視的因素，但抗壓能力主要靠后天塑造，需要主動鍛煉、主動健康去獲得。如果學校忽視體育的教育功能，只在乎選拔功能，將會給他們未來的心理健康埋下隱患，體醫融合的成果必須通過教育宣傳給體育教育者和我們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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