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讓我們進退兩難”，回想起兩年的滴滴快車司機生涯，小張(化名)如此感慨道。在小張看來，滴滴公司最近一段時間存在人為操縱訂單的現象。

　　“前幾天有一個時間段，城里(北京五環以內)的訂單都是2倍的價格，我們這些外地車牌的司機就往城里開車，可是一個小時左右才會派給一個單子，眼睜睜看著北京牌照的同行一趟趟跑，我們就給客服打電話問為什么，客服說，要優先保證北京牌照車輛的運營率。”小張稱，滴滴公司的這種行為，實際上是在“人為干涉訂單情況，違背公平的原則”。

　　車貸難還春節不回家

　　小張向《證券日報》記者介紹，2015年加入滴滴快車司機行列，“當時在老家和兄弟合伙開了個店，做門窗生意，有一天來了個朋友找我玩，聊天的時候跟我說‘你跟我一塊開滴滴吧’，我當時正好時間也自由，就抱著玩的心態，跟他一起在老家跑了不到一百個訂單，就這樣認識了一些同樣開滴滴快車的朋友，后來，大家相約一起去省會城市開滴滴快車。不過，在省會跑了沒多久，又有人提議，不如一起去北京，就這樣，我們相約著去北京開了滴滴，當時是2015年，平臺給的獎勵也多，大家跑起來勁頭足，少睡一會兒都愿意，最多的時候，我一天開十幾個小時的車，一個月能掙兩三萬元錢，就把老家的門窗生意全給兄弟了，專心開始當滴滴快車司機。”

　　這種快車生涯，很快給小張的生活帶來了第一次轉折，“也是在2015年的時候，有個朋友打電話給我，提議和我合伙開車， 兩個人兩班倒，思忖了一番之后，我覺得滿北京開車不好相約交車，就咬牙貸款買了輛車，讓朋友開這輛新車，我每個月給他開6000元錢的工資。誰知道車貸還在還，政策卻發生了變化。”

　　小張所述的政策的變化，不僅包括各地陸續出臺的網約車規定，還包括滴滴給予司機獎勵的日漸減少。“現在每個月也就賺6000元左右，我買的車當時花了13.8萬元。有個朋友就慘了，他想跑專車，花了38萬元買了輛車，現在每個月還車貸都很難，前幾天大家一起給他湊了點錢還車貸，可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兄弟們也都拖家帶口的，不能長期支援他。”

　　貸款買車不能獲得利潤，小張想要將這輛剛買沒多久的車轉手也變得艱難，“跑快車的，每月能開一萬多公里，包括我現在開的這輛車，也是買了才兩年多的車，但里程表都14萬多公里了，轉賣也賣不上價，唯一慶幸的是，還有幾個月貸款就還清了，要不然家當全得折進車里去。”

　　即使這樣，和幾個朋友相比，小張覺得自己還算是幸運得，“我認識的20多個外地司機，今年過年都不打算回家了，有十幾個人買的是專車，還貸太難，得掙錢。”

　　發愁未來

　　如小張所說，近兩年，對網約車的政策確實在發生變化。

　　2016年，多地陸續出臺了關于網約車的規定。以北京為例。2016年12月份，北京市發布了多項規定，對網絡約車進行規范管理。

　　按照政策的規定，在北京從事網約車工作，需要滿足本市戶籍、取得本市核發的相應準駕車型機動車駕駛證并具有3年以上駕駛經歷、未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身體健康等原因。對于參與運營的車輛，也有詳細的規定。

　　這些規定的出臺，讓在北京從事網絡約車工作的非京藉司機犯了難，“我們沒有本地戶口，將來在北京開滴滴是肯定不行的，但是，此前大家大筆投入買的車，卻把我們給‘套牢’了，每月的車貸還得按時還。”小張說，“回老家開車也不行，老家的用車需求量沒有這么大。”

　　查閱公開信息可知，近幾天來，關于網絡約車平臺約車難、約車貴等問題不時浮現。援引媒體公開報道可知，滴滴高級產品總監羅文曾表示，從滴滴后臺數據看，供需存在失衡。

　　供需失衡的背后，小張認為，滴滴公司還存在人為干涉訂單的原因，“非京藉的司機現在接到的單子也少，平臺優先考慮北京牌照的車輛，看到新聞此前說，滴滴公司會想辦法保一批司機，我們覺得，滴滴公司要保也是保這些北京牌照的車輛和有北京戶口的司機，我們這些外地的司機，見證并為滴滴的繁榮貢獻了力量，但在監管政策實施之前，就被滴滴平臺‘拋棄’了，訂單越來越少，這是逼我們主動離開。”

　　“單子接的少，掙錢越來越難，大家想早點回家，合計一下明年怎么辦。”小張說，據他了解，在北京從事滴滴快車工作的非京藉司機里，有這種煩惱的人不少。“非京藉的司機大量離開之后，滴滴平臺的可用車輛將大大減少，這種情況必然造成供需對接不平衡，如果需求量大，而可用的車輛不多，用戶不好打車，你說滴滴公司會不會漲價?”小張反問。

　　但是，對于春節后的工作安排，他表示也沒有具體的計劃，“思緒比較亂，老家的生意也轉給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