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版權之困 版權侵權頻發的后遺癥很多

• 2018年7月29日 zengyan來源：經濟觀察報 142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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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版權之困，證明侵權難度堪比證明“你媽是你媽”。版權侵權頻發的后遺癥很多，其中一條便是不利于中國創新力的發展——創新后頻遭抄襲，原創者從而喪失創新動力。

7月27日，知名音樂人李志，仍未與騰訊及哇唧唧哇公司和解。

7月3日，李志開啟微博打卡式維權，其作品《天空之城》被騰訊視頻《明日之子》選手邱虹凱節目中演唱，但節目組未提前與其溝通。

中國式版權之困 ?版權侵權頻發的后遺癥很多

中國著作權法的通行規則：先授權，后使用。但現實中，大多數作者被侵權后才發現作品被他人無償使用。發現之后去找，結果經常杳無音信。

百度與東方IC近日的一起訴訟，揭開了國內互聯網平臺版權侵權亂象的一角。

日前，海淀法院判決東方IC起訴百度38起案件，百度均敗訴，緊接著百度聲明稱東方IC是“圖片版權機構的‘勒索’商業模式”，東方IC也發聲明指責百度，表態將持續向百度發起維權訴訟。“版權圖片成為了競爭武器”，高品圖像CEO劉全江對記者評價。

相對于百度和東方IC圖片侵權之爭的“羅生門”。李志微博自稱“小丑式維權”，10天發出60多條微博，試圖與侵權方哇唧唧哇公司負責人龍丹妮及馬昊對話。龍丹妮被稱為“選秀教母”，曾推出《超級女聲》、《快樂男聲》以及今年大火的《創造101》。7月9日，哇唧唧哇公司同意與李志談判，談判未果。李志稱，法庭見。訴訟成為李志最后一條尋求懲治侵權的道路。

李志維權事件并非個案。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著作權侵權案件中有判決的已達22.3萬個。其中，侵權者不乏百度、騰訊、阿里巴巴之類的互聯網巨頭平臺。

版權侵權頻發的后遺癥很多，其中一條便是不利于中國創新力的發展——創新后頻遭抄襲，原創者從而喪失創新動力。

一個趨好的現狀是，我國版權環境好轉速度加快。司法角度，第三次著作權法正在修訂。行政角度，國家版權局“劍網行動”已開展14年。今年7月份，國家版權局等部委聯合啟動打擊網絡侵權盜版的“劍網2018”專項行動，對困擾權利人已久，卻因技術而維權艱難的洗稿、短視頻、網絡直播、知識分享等新興版權侵權現象進行整治。

英國作家JK·羅琳憑借一部《哈利波特》位列富豪排行榜，所賴正是版權;迪士尼電影業務外的收入成為主要營收，體現的也是版權價值。中國式JK·羅琳與中國式迪士尼何時出現?某種意義上，這依賴于版權環境的不斷完善。

證明侵權難度堪比證明

“你媽是你媽”

2017年11月2日上午，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中關村(5.420, -0.06, -1.09%)法庭內，場面一度陷入尷尬。

法庭上，知乎起訴微博賬號“大神說”(原名“知乎大神”)及其背后運營平臺侵權并從中獲利。為了獲得證據，知乎此前甚至花錢在對方賬號購買廣告服務。正因為此，對方對法官稱，賬號長期運營以來，只有這1個廣告。

“大神說”是一個擁有548萬粉絲的微博賬號，更名前，“知乎大神”主要轉載知乎熱門精選回答，由此積累眾多粉絲。但知乎并未授權其轉載。

2016年起，知乎開啟漫漫維權路。知乎先向對方投訴，再與平臺溝通，未果后選擇起訴。

知乎的難題是證明對方獲利。法律規定，原告有舉證責任，若想獲得賠償，知乎需要證明侵權方通過知乎的優質內容獲得高額收益，并且這些收益給知乎帶來損失。

“除非對方腦子進水，才讓你知道其獲利情況，”一位多年從事版權管理工作的版權專家告訴記者，版權證據鏈需有直接的因果關系，而一般原告難以拿到足夠證據，這是當前版權維權難的第一道坎。

無奈之下，知乎用了“釣魚執法”，但效果未達預期。

版權環境已明顯好轉的視頻領域，維權人同樣無法直接證明對方獲利金額。對此搜狐視頻法務負責人孫磊對經濟觀察報記者連說三個“太難了”。

孫磊說，比如搜狐視頻有一部熱播劇被100家網站盜版，搜狐起訴其中一家，“如何證明因它一家侵權造成我多大損失，廣告收入、會員、流量減少了多少?因為還有其他侵權人，所以很難證明它一家侵權直接帶來的損失額度。”

無法證明損失，直接導致的后果是判賠額度低。簡言之，會讓維權人的訴訟變得價值極低。由于視頻平臺規范化以及維權力度加大，視頻內容判賠額度已大幅提高，但孫磊告訴記者，一般情況，一部劇包括熱播劇，判賠額在10萬元以下，“10萬元以上就是高額了”。

近兩年出現一些高額度判賠案例，《花千骨》手游侵權《太極熊貓》一審被判賠3000萬，暴風盜播《中國好聲音》被判賠606萬元，YY平臺直播《夢幻西游》被判賠網易2000萬元。

但維權人、版權法律專家均表態，這些是罕見個案。在這些個案中，維權人能獲高判賠，原因之一是提供足夠的證據。在《花千骨》手游侵權《太極熊貓》一案中，原告蝸牛游戲公司耗時3年，法庭上提交大量包括視頻、圖片、文字在內的公證書，得以證明自己的權利和損失。

“作為原告，你證據越多，影響法官判賠的可能性越高。”多年維權經歷后的孫磊說。

取證難是維權的第一道坎。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趙虎的辦公室，常年擺放一個行李箱，去開庭時拎著箱子就走，里面全是證據。

去年，騰訊與今日頭條互訴侵犯新聞作品案件中，海淀法院立案廳窗口旁，經常有兩三個人拿數個特別高的行李箱，把案卷摞在窗口。知乎代理方、安理律師事務所律師姜向陽也曾告訴記者，知乎這起案件中需要公證的侵權內容量巨大，“如全部打印出來，可填滿一個10平方米的房間”。

知識產權是私權，法律規定，誰主張誰舉證。某種意義上，這限制了權利人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權利。趙虎說，這是知識產權案件的特性，如果只有一點權利，就去主張，成本太高。

高額的成本與無休止的等待

音樂人李志自7月3日起，開啟微博、寫長文、拍短視頻等多種方式維權，指責《明日之子》侵犯自己版權。視頻中的李志面帶無奈，自嘲為“小丑”式維權。

李志并不怕訴訟，此前他與酷我打過一場引人注目的官司，并頻頻向侵權方開刀，從未失敗過。但其微博中坦言，起訴是“迫不得己的選擇”。

版權訴訟案耗費人力、財力，趙虎給記者算了一筆經濟賬。

第一筆支出是取證費用。網絡環境下的取證需快速完成，對方刪除后就晚了。如不是與公證處有合作的大平臺，維權人光是在取證上就可能面臨較大困難。

“自己截屏不管用，公證處截屏才有效用，”趙虎告訴記者，經公證處固定的證據在法庭上效率最高。這筆公證費一般上千元，公證處一般朝九晚五上班，經常要跑好幾趟，時間成本也高。

公證完進入起訴環節，面臨律師費用支出。記者了解，知識產權律師偏貴，一般低的也在2-3萬間，高的幾十萬元也不罕見。對一些即使勝訴也只能獲得幾百或幾千元的維權者來說，這是條入不敷出的不歸路。

高額成本成為維權路上第二道坎。

不請律師，自己打官司，除了敗訴可能性大增外，遇到的麻煩也會更多。

趙虎接觸過一些維權者，“不會寫訴狀，連去哪個法院都不清楚。這么專業的案子，非知識產權背景的律師做起來都難，讓個人去做太難。”

東方IC的CEO傅劍鋒強調，他不想打官司，訴求點是合作。東方IC法務朱小荔告訴記者，打官司人力成本太高，整個法務團隊都要卷進去，等待時間過長也是原因之一。

孫磊告訴記者，他的訴求不是賠償，而是下架盜版鏈接，“主要是小網站、網盤侵權太多了，官司打不過來，一些網站服務器在國外，根本找不到人，想起訴也沒辦法。”

更難熬的是無休止的等待。2018年7月，知乎起訴“大神說”案依舊未出結果。去年經歷一次開庭，知乎拒絕和解后，陷入等待。按照正常規定，一審開庭時間應在立案后6個月內，但由于對方提出過管轄權異議等理由，一年后才正式一審開庭。

“正常一審6個月，簡易程序3個月。現在案件太多，前者越來越多，后者越來越少，甚至很多超了6個月。”趙虎說。

案件數量不斷攀升，是版權案件審理速度不快反慢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裁判文書網數據顯示，近年版權案件明顯增多，2017年7.5萬，2016年5.5萬，2015年只有2.3萬個。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張志富曾透露，2017年第一季度跟2016年第一季度比，海淀法院知識產權案件上漲率是96.6%，接近100%。廣東省，基層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法官平均一年要接350件到400件案子。

與之相反，知識產權法官出現未增反減的趨勢。趙虎有過一次令他啼笑皆非的經歷，一個案子連換3個法官，原因是法官接連離職，“第一個法官接了之后，我問為何還沒開庭，法官跟我說辭職了，案子交給某某法官。聯系到新法官后，他也說正準備辭職，于是又移交下一個。”趙虎說。

知識產權法官是大型企業的“香餑餑”，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孫軍工辭職后，在阿里巴巴任副總裁。

廣東省高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邱永清曾于公開場合吐槽，“珠三角一些地區，案件數量大、案卷多，對法官造成壓力非常大，每周都要加班。現在已有一些法官辭職或提前退休。確實太辛苦，如果我是他們，我可能也頂不住。”

案件多、法官少，客觀上必然造成審理時間長，維權成本高，“為了一篇被侵權的文章，可能要等七八個月，甚至等2年，”即使身為律師，趙虎也覺得，維權人長時間等待，是維權的第三道坎。

獲賠后的失落與守望

如權利明晰，一般版權訴訟勝訴率很高。但被侵權人發現，獲賠與投入成本之間不成正比。

作品被侵權后很多人咨詢趙虎，但很少來請他當維權律師。趙虎說，判賠額幾百元至數千元，律師費2萬元以上，這筆賬劃不來。

記者多方了解得知，目前法院對于文字類著作權案件判賠數額一般是估算，只要在文字報酬規定的80—300元之間即可，單篇文章判賠額一般在千元以內，經常為百元左右。圖片判賠額稍高，單幅圖片一般為2000元至5萬元，視頻更高一些，一部劇7萬元至8萬元已是尋常，10萬元以上也不罕見。

與文章圖片相比，視頻侵權現象明顯好轉，“與這些年的訴訟有關系，”孫磊說，以前判賠2萬元或3萬元，現在會看到判賠10-20萬元左右的。由于侵權平臺一般不會只盜版一部影視劇，被疊加起訴后，盜版者會覺得得不償失，從而能有效減少侵權情況。“法院賠償數額低，間接導致侵權肆無忌憚。”趙虎說。

我國著作權法法定判賠額上限為50萬元。這意味著，如不能明確證明自己損失或對方獲利高于50萬元，就只能在50萬元以下判決。

上述版權專家告訴記者，這與我國法律體系有關。我國大陸法系下，整個民法體系講究的是補償性原則，即對方給你造成損失，法律判他給你賠償。這與英美法系不同，英美法系之下，更講究補償加懲罰。“國外一些國家認為消除損害的成本一般要大于侵權成本，一定要讓侵權方付出代價。”趙虎說。

補償加懲罰原則下，英美等國家對于版權侵權者懲罰力度明顯較大。2015年，歌曲《BlurredLines》抄襲已故靈魂歌手馬文·蓋伊《GottoGiveItUp》，單售歌曲判賠740萬美元。2017年，美國紐約法院宣判，論文免費下載網站Sci-Hub侵權出版業巨頭愛思唯爾版權，被判賠1500萬美元。即使不是盜版者，使用盜版也會遭到重判，2009年，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名婦女從互聯網非法下載24首有版權的歌曲，被判向六家唱片公司賠償192萬美元。

傅劍鋒期待我國法院也能高判賠，“盜版者實際獲利，即使之后刪除盜版內容，這個過程你的價值已被榨干，”他認為，當前法律判賠額度對于權利人保護來說“其實不夠。”

社科院知識產權中心執行主任管育鷹認為，這種愿景可望通過法院基于事實和法律作出判決而實現。

管育鷹告訴記者，目前針對知識產權維權難、賠償低等，立法已有所回應。2013年，商標法修改時就增加了舉證妨礙制度、提高法定賠償額、增設懲罰性賠償等措施，正在修改中的著作權法和專利法也將引入相關制度。“我國目前的司法政策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已形成共識，今后法院也會在適用法律時靈活把握相關證據規則，基于事實和法律作出更符合版權市場價值的、有利于全面彌補權利人損失的判決。”管育鷹說。

李志發現，同為侵權方，騰訊得知侵權事實后一直與他溝通，態度誠懇，于是并未微博狙擊騰訊。相反，對于不直接與他溝通的哇唧唧哇，李志則窮追不舍。

對此，騰訊向經濟觀察報稱，目前正通過包括法律途徑在內的各種方式尋求妥善解決，“對于此前工作中出現的紕漏和不足，節目組將承擔包括法律規定在內的所有應負責任。”

孫磊分析視頻版權好轉原因時說，視頻平臺多年堅持不懈的訴訟是一種原因。

記者從上述版權專家處得知，相對版權環境良好的國家，中國的版權法律制度并不落后，甚至堪稱先進。并且，中國還有專門管理、宣傳版權的主管機構國家版權局，版權的投入上，中國政府及法律制定者殫精竭慮。

除了法律層面的諸多問題，道德層面的缺失則是版權亂象的另一個原因。一家國外圖片公司曾向傅劍鋒稱，該公司發現侵權后聯系對方，對方會第一時間道歉，積極洽談賠償事宜，并深感羞恥。而在國內，侵權者很少有如此做法。

這種意識的差距源于時間與傳統沿襲。我國1990年正式建立著作權制度，至今才不到30年。而西方普遍國家，版權制度有200年以上歷史。上述法律專家說，“概念深入人心是一個過程，我們用30年走別人200年的歷程。”

在管育鷹看來，理想中的版權環境，應是尊重知識、尊重創作成為公民普遍的、自發的意識，每個人都養成視作品為精神消費品、為自己喜歡和選擇的作品付費的自然而然的行為習慣，每個版權產業鏈上的經營者都知曉自己的行為規范，侵權和幫助侵權者要承擔嚴格的法律責任。

電影、音樂、圖片這三個細分領域，分別有了巨頭平臺以及上市公司，其背后正是版權的價值。即使最難維權的文字領域，洗稿、抄襲等難以界定的新事物也出現引人關注的事件。“2014年那種幾個大型音樂平臺統一下架盜版音樂的變化，可能會發生在文字上，可能突然有一天，網上就沒有了盜版文字。”上述版權專家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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