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周年：農村改革大事記與回顧

• 2018年12月7日 WangYu來源：中國興農網 130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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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機遇與挑戰中把握有機農業行業趨勢，才能從中取勢得到更好的發展！

  在一個供大于求的需求經濟時代，企業成功的關鍵就在于，是否能夠在需求尚未形成之時就牢牢地鎖定并捕捉到它。那些成功的公司往往都會傾盡畢生的精力及資源搜尋產業的當前需求、潛在需求以及新的...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珠三角地區悄然開始了一場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90年代中期，北京市也開始了相關改革實踐。這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最初探索。

大事記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珠三角地區悄然開始了一場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90年代中期，北京市也開始了相關改革實踐。這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最初探索。

2005年，江蘇、浙江、上海開始試點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2015年，根據農業部、中央農辦、國家林業局印發的《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方案》，在全國29個縣(市、區)開展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

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農村改革座談會上強調，著力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印發，對推進改革進行了頂層設計、總體部署。

2017年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強調，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

2017年，全國選擇100個縣開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

2018年，農業農村部、中央農辦推出吉林、江蘇、山東3個整省試點，50個地級市開展整市試點，150個縣級行政單位開展整縣試點。

回望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之路，有三個必須定格的歷史瞬間：

定格一：1956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確了土地、大型農具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標志著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確立;

定格二：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珠三角的廣州天河、佛山南海和順德等地，悄然開始了一場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每個村民，村民變股民，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由此發端;

定格三：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改革時間表、路線圖一一明確，改革由此全面鋪開。

三個歷史瞬間，標志著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國家的農村，走出了一條獨一無二的集體所有制發展之路。

幾十年砥礪前行，從地方探索、實踐經驗，到理論總結、中央層面指導意見，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宏偉畫卷，筆墨已然就緒，色調愈加明朗，新時代的農村集體經濟體制機制，正在向我們大步走來。

厚積薄發

打好沉穩有力之底色——

正如一幅好的作品須有扎實的基本功，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也經歷了跬步千里的積累過程。30多年的漫長探索路，折射出改革之艱難，也沉淀出無數寶貴經驗，改什么、怎么改、遵循什么原則、沿著什么路徑，一系列問題的答案逐漸清晰。

2018年9月末的上海，依舊潮濕悶熱。上海閔行區七寶鎮友誼村村委會的一間會議室里，村主任姚春華召集了幾位村民代表坐在一起，想聽聽大伙對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有什么意見和反饋。為了說明歷史情況，他還叫來了已經退休的村干部張國林。相比于兩年前改革啟動時的忐忑糾結，這次的交流會姚春華心里有底。2016年用了大半年的時間完成了清產核資、成員身份界定、股份量化后，2017年底，2600多村民每股分到了9600元的分紅。

“從1956年算起到2016年改革，我的勞齡整整20年，每一年折價7000塊錢，一共是14萬元，村里分給我一股集體股份，價值12萬元，還有2萬元現金將分3年兌換給我?！蹦杲囊毟崂砥鹱约涸诖寮w資產中占有的股份和收益情況，說得清清楚楚，“以前村里集體經濟跟自己有關，好像又無關，現在每個人都參與進來，不僅有分紅，還能參與決策!”

“時間跨度長，涉及人員復雜，利益關系復雜，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币Υ喝A在兩年前的那場改革中開了大大小小無數個會，分年齡段給村里的老、中、青群體分別開會，逐個攻克，由于照顧到了多數群體，改革的過程比想象中的順利。

姚春華感受到的“順利”背后，是上海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總結經驗、進行了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研究多年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的上海市委農辦研究室主任方志權，如今已是領域內名聲在外的專家，他總結說：“上海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像繡花針一樣，經得起推敲，不是面上的，而是深入骨髓的，經得起歷史考驗。從廣度上，鎮村組三級全覆蓋，從時間跨度上，回溯到了集體經濟最初確立的1956年，在全市范圍內梳理出近600萬人次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根據勞齡貢獻確定股份份額，公平公正，陽光運作，民主協商，改革不留死角。”

友誼村的改革故事，這些年來在全國千千萬萬個城中村、城郊村不斷上演著。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余葵分析說：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大量分布在城市周圍的村集體資產迅速增值。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大城市，集體資產達數億元的村子不在少數。如此大規模的集體資產歸誰所有，如何分配?如不及時通過改革加以明晰理順，集體資產就有流失或被少數人侵占的風險，容易發生基層干部小官巨貪的現象。另一方面，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他們會擔心進城后，其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受到損害。因此，“帶著資產權益進城”才會成為農民的一致呼聲。

然而，這項改革涉及面廣，覆蓋所有農村，難度極大。農業農村部原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總結說：“改革的難度突出表現在：一是前無古人。農村集體資產的產生、積累、維護和制度改革，都沒有歷史經驗可循。二是旁無借鑒。農村集體所有制乃中國特有，國外無直接的先進經驗可鑒。三是情況復雜。東部地區資產總額超過全國的3/4，部分富裕村資產數以億計，但全國更多的是空殼村、負債村，區域、個體差別甚大，情況十分復雜。四是影響廣泛。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不僅是做大蛋糕的問題，更大程度上是如何分蛋糕，各種利益矛盾交織，稍有不慎將影響社會穩定?！?/p>

厚積薄發，迎難而上。在余葵的辦公桌上，有關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文件、書籍堆了厚厚一摞，每一份文件的出臺、每一份調研報告都凝聚了很多人的心力。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起草過程就花費了3年多的時間。這份凝聚了各地實踐精華的頂層制度設計，也成為改革的總綱領。

意見中明確了改革四大任務：全面開展清產核資，科學確認成員身份，有序推進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怎么改?總體基調已經明朗。2017年1月10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提出：要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無論怎么改，都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不能讓集體資產流失;要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無論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既要防止外部資本侵占，又要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

改革已經全面鋪開，一批又一批試點，一項又一項成果，一個又一個成功模式雨后春筍般涌現。在全國范圍內，越來越多的村都像友誼村一樣，按照改革部署，穩扎穩打，一步步朝著改革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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