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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稅是目前我國僅次于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的第三大稅種,在籌集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雖然標準扣除額(即起征點)仍低于許多人的預期,但提高的幅度超過40%,而且適應范圍擴大到包括勞務報酬、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在內的綜合所得,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可謂較為充分地體現了基本的稅收公平觀:稅收不應侵蝕個人的基本生存。以目前城鎮人口的個人基本生存所需底線費用測量,5000元大致接近。以此來看,普適性的標準扣除額提至5000元是適當的。”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導,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對記者分析說。
“不能簡單評判起征點提高至5000元的多與少,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不同收入階層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都不一樣。”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直言,在審議中,許多人大代表也提出能否考慮在不同的地方實行不同的起征點,關鍵是權衡利弊,從最大公約數的角度整體考慮政策的成本與收益。
調低中低檔稅率,擴大個人所得稅納稅覆蓋面,在學界有一定共識。有專家分析指出,在2011年將起征點調至3500元時,當時納稅人數就從8400萬下降到了2400萬。這次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加上稅前扣除的增加,納稅人數下降會很明顯。有預測認為,此次改革將導致納稅人數減少到2000萬以下。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亦表示,有數據顯示,目前被個人所得稅調節的社會成員總規模約為2400萬,這意味著只有2%的國民受到個稅調節,這使得個稅明顯邊緣化了。按照現代國家發展現代稅制的趨向,要謹慎處理數量邊界。若將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則邊緣化特征更加明顯,不利于培養公民的納稅意識和銜接以后的稅制改革。“這不是光圖簡潔、湊整數關口就能夠下決心的事情。所以不排除適當抬高,但我認為不可能像有些人大代表所說的一下子提到1萬元。”他認為,目前的方案十分有利于降低中等收入以下群體的實際稅負。
社會上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較高。事實上,早在2011年調整個稅起征點時,就有建議將其上調至5000元。十余年間,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次上調個稅起征點的討論。有人建議,應建立個稅起征點定期自動調整機制,使其與物價水平及收入上漲水平相關聯,將其指數化。
在賈康看來,將起征點調整設定為一個自動調整機制并與物價掛鉤,不失為一個考慮的方向,和物價掛鉤也有國際經驗。
劉尚希亦認為,未來可以考慮指數化機制。此后修改起征點,“就不用每次提出法案了,征管部門根據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自動地去調整。”
“個人所得稅改革并不僅僅涉及起征點的問題,一定要綜合考慮各個稅制要素,除了起征點,還包括稅率的檔次、稅收的分類與綜合征收等問題。如果我們的焦點只放在起征點上,反而會使完善個稅的整體思路被忽略,這將削弱本來就不強的個稅調節收入功能。”劉尚希說。
三
稅率級距調整誰受益?
我國現行工資、薪金所得稅率實行從3%到45%的7級超額累進稅率。此次修正案草案仍保持7級稅率,但部分稅率級距得以優化,低稅率級距明顯擴大。
修正案草案中的綜合所得適用的個人所得稅稅率表顯示,全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6000元的稅率為3%,超過36000元至144000元的部分稅率為10%,超過144000元至300000元的部分稅率為20%,超過300000元至420000元的部分稅率為25%,超過420000元至660000元的部分稅率為30%,超過660000元至960000元的部分稅率為35%,超過960000元的部分稅率為45%。
劉昆部長在做說明時提出,以現行工資、薪金所得稅率(3%至45%的7級超額累進稅率)為基礎,將按月計算應納稅所得額調整為按年計算,并優化調整部分稅率的級距。具體是:擴大3%、10%、20%三檔低稅率的級距,3%稅率的級距擴大一倍,現行稅率為10%的部分所得的稅率降為3%;大幅擴大10%稅率的級距,現行稅率為20%的所得,以及現行稅率為25%的部分所得的稅率降為10%;現行稅率為25%的部分所得的稅率降為20%;相應縮小25%稅率的級距,30%、35%、45%這3檔較高稅率的級距保持不變。
“大多數人會得到實惠。”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劉克崮對記者表示,對于個稅納稅人而言,減負效果明顯的是兩類人。其中,把3%稅率級距擴大一倍,現行稅率為10%的部分所得的稅率降為3%;大幅擴大10%稅率的級距,現行稅率為20%的所得,以及現行稅率為25%的部分所得的稅率降為10%,擴大了低水平稅率的覆蓋面。另一部分是適用于45%稅率級距的人群,對他們而言,從起征點調整而獲得的收益〔(5000-3500)×45%〕大于適用3%稅率級距的人〔(5000-3500)×3%〕。
此外,經營所得稅率方面,以現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稅率為基礎,保持5%至35%的5級稅率不變,適當調整各檔稅率的級距,其中最高檔稅率級距下限從10萬元提高至50萬元。
“按照現在的說明,對于經營所得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的設計不變,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調整,最高檔稅率級距下限,原來是10萬元,現在提到50萬元,這明顯降低了個體工商戶和承包經營者的實際稅負。”賈康表示。
四
最高邊際稅率45%為何沒降?
劉昆部長在做說明時提出,30%、35%、45%,這三檔較高稅率的級距和稅率保持不變,并增加反避稅條款,主要目的是為了調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所原所長劉佐介紹,45%的最高邊際稅率是1980年9月全國人大制定的,當時這個稅率在世界上屬于偏低的水平(編者注:當時一些經濟體的最高邊際稅率情況為美國70%、英國83%、日本70%、臺灣地區60%、新加坡50%)。當前,世界各國普遍降低最高稅率,美國從70%降到37%,英國從83%降到40%又調回45%。
在多年來關于個稅改革的討論中,45%的最高邊際稅率是一大爭議點。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曾建議,將工薪所得45%的最高邊際稅率降低至25%。理由是45%的最高邊際稅率明顯高于周邊國家,不利于吸引和集聚高素質人才,同時也導致企業家等部分高收入人群產生強烈的避稅沖動。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孫鋼直言,學術界對于最高邊際稅率水平眾說紛紜。從國際上看,個人所得稅改革趨勢是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因為稅率越高,逃稅的動機就越強。但也有一部分人提出應該保留45%的最高邊際稅率,甚至還有人主張提高最高稅率,認為這對高收入人群來說是一種壓力,有保持調節高收入的取向意義。
“邊際稅率適當下調,從國際稅收競爭的角度來說是有必要的。但是從收入分配差距大,發揮個稅收入分配促進公平的角度來說,是否又不宜下調?這就需要從公平與效率角度求得最優解。”劉尚希對記者說,在稅收方面無疑需要考慮強調創新、吸引人才的目標。另一方面,對個稅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不要有太高期望。社會初次分配差距很大,想要靠再分配,即指望個稅去調節分配差距,效果實際上不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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