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美國能在互聯網時代獨霸全球？

• 2018年7月15日 ZhangHongYuan來源：每日經濟新聞、新華網 40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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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4年智能互聯網電視市場發展現狀調查及供需格局分析預測報告

  智能互聯網電視行業研究報告中的智能互聯網電視行業數據分析以權威的國家統計數據為基礎，采用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分析方式，利用科學的統計分析方法，在描述行業概貌的同時，對智能互聯網電視行...

為什么美國能夠在互聯網時代獨霸全球?為什么歐洲和日本的企業在這個浪潮中落后?這是學術界和業界經常會討論的一個問題。

為什么美國能夠在互聯網時代獨霸全球?為什么歐洲和日本的企業在這個浪潮中落后?這是學術界和業界經常會討論的一個問題。

近日，我國首部電商領域的專門法律——電子商務法草案三審稿公開征求意見，引來各方的關注和熱議。按慣例，一部法律草案經過三審即可提請表決，但電子商務法歷經三審仍存爭議，可見其立法復雜性。電商法制定已進入最關鍵的時刻，有必要梳理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得失，為我國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發展提供鏡鑒。

不同專業背景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加州戴維斯大學法學院Anupam Chander教授在《法律如何成就硅谷(上)(下)》一文中指出，硅谷在互聯網時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美國在版權、侵權法的關鍵實質性改革，這些改革釋放了企業的創新活力，從而使得他們迅速擴大規模。相比之下，歐洲和日本對互聯網過于刻板的政策規定，阻礙了互聯網初創公司的發展。

那么，美國是如何在上世紀90年代將適用于工業時代的法律體系塑造為適應互聯網發展的法律體系?根據Chander教授的分析，這個轉變最早出自克林頓在1996年的發布的《全球電子商務愿景》白皮書，該白皮書提到“政府可以對電子商務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通過他們的行為，他們可以促進電子貿易或者阻止電子貿易?！眻蟾婵偨Y指出：“應該對可能阻礙電子商務的法律法規進行審查，修改或者取消，以反映新電子時代的需求。”該白皮書的最終影響是，美國通過了一系列法律為互聯網的發展掃清了障礙，這些法律包括1996年的《通信規范法》(CDA)和《互聯網稅收自由法》，1998年的《兒童在線隱私保護法》(COPPA)和《數字千禧年版權法》和《全球和國家商業電子簽名法》(E-Sign)等。正是這些法律確立的基本規范，再加上美國的金融和技術優勢，終于奠定了美國在互聯網時代的優勢。

在過去20年，中國在電子商務和互聯網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中國已成為世界領先的電子商務市場，積累了豐富的創新發展經驗。中國的政府和立法者以“摸著石頭過河”的開明姿態，為國內互聯網公司營造了一個“野蠻生長”的寬松政策環境，產生了BAT這樣世界領先的互聯網公司。在獨角獸公司排行榜中，中國在前十強中也是幾乎可以與美國分庭抗禮。

盡管中國沒有像美國一樣建立起了一整套與互聯網發展相匹配的法律體系，但是也沒有像歐盟和日本那樣建立在工業社會基礎上嚴苛的法律體系自我束縛而錯失歷史機遇。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應該慶幸過去有“野蠻生長”的機會。

在互聯網發展初期，相關的法律缺乏給了初創企業以生命，但是隨著企業越來越大，互聯網的滲透率越來越高時，沒有基本法律的弊病也隨之顯露：基本法律的缺乏使得很多監管部門總是傾向于制定保護本部門利益的監管規則;新技術沖擊很多傳統商業勢力，監管部門基于種種原因給予新勢力越嚴苛的規定，使得新技術無法服務于更多的人群;更為重要的是，很多產生于互聯網社會的新風險還是通過舊的方式去處理，從而產生了風險和監管手段的不匹配。凡此種種，積聚下來，將會嚴重影響電子商務的發展。

中國的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需要法律規范，但問題是，需要什么樣的法?法律的效果是促進和規范發展，還是限制發展?是否能通過立法，繼續激發出創新活力?

不妨以網約車為例。盡管中國是第一個在國家層面通過部門規章的形式來確認網約車合法的國家，但是從實踐來看，新政并未成為促進網約車發展的工具，相反成為地方政府限制其發展的根據，最典型的就是不少地方政府以戶籍、車牌軸距和排量等標準來作為準入門檻，而這種準入門檻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是聞所未聞。最終的結果是，網約車的供給在新政之后大規模縮減，也妨礙了新技術為更多人提供服務的可能。最近北京等地出現的打車難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如何改變這種現狀，讓互聯網更好的惠及民眾，并讓其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我覺得在制定《電子商務法》時，必須厘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此外，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趨勢是，電子商務發展到現在不再是一個單獨的行業，已經演變為更廣泛的數字經濟現象。當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密不可分，我們的法律如何面對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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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從2015年起，大型公司開始角逐三四五六線城市和鄉鎮農村用戶，“流量下沉”成為當前移動互聯網的一種趨勢。

有人說這是移動互聯網進入“下半場”的標志，仿佛前幾年叱咤影院成為票房掌控者的“小鎮青年”們，緊接著就順理成章來到移動互聯網，像大象闖進瓷器店，把一切攪得一團亂。

通過“流量下沉”，已被一線用戶拋棄的新浪微博煥發第二春;短視頻、直播“下鄉”，一線城市覺得匪夷所思的草根娛樂“喊麥”、“社會搖”、“鬼步舞”等在爭議中逆勢生長;拼單、拼購、微商，這些賦予電商新玩法;在個性化信息推薦應用占據主流的時代中，想看點傳統新聞越來越難……

是不是有種世界變化太快，我跟不上節奏的感覺?對此，有人哀嘆，有人則能順勢而為。不管怎樣，“流量下沉”必將給互聯網文化格局帶來很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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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下沉”讓我首先想到了知乎上看到的一個問題：book smart和street smart有什么區別。前者直譯“書本智慧”，大概指來自于書本教條的智慧;后者直譯“街頭智慧”，大概指長期生活實踐產生的智慧，是來自社會的智慧。筆者認為，“流量下沉”是商業推動的社會實踐智慧結晶。

社會實踐智慧很多時候迫于應對惡劣生存環境而產生，比如中國最早使用移動互聯網的人，是農民工群體。很多人可能難以置信，但事實如此。

十年前，有限的生活環境決定了農民工用不上寬帶，所以他們被迫最早投身移動互聯網，用手機上網。在2010年前，廣東省移動業務收入較其他省份高出很多，便與廣東省民工群體占比高有關。(案例來源于《跨界：開啟互聯網與傳統行業融合新趨勢》一書)

不愿意花錢買化妝品的人會對“美顏相機”有更大需求。目前已成國產手機標配的美顏相機，最早興起于主打三四線城市的線下渠道，并非偶然。生活支出有限的人，想更多尋求折扣，自然會想到拼單、拼團的方法。某些電商滿199減100元的優惠券，三件七折的套路，玩得最溜的可能是鄉鎮小賣部拼單群。

社會實踐的智慧給大多數人生活中的“痛點”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所以能夠吸引商業力量參與。有些嗅覺靈敏的商業力量因善于利用“社會實踐智慧”，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解決草根青少年娛樂“痛點”的網絡小說，如今已成為一類茁壯成長的大眾文化產業;從農村鄉鎮火起來的短視頻應用，現在已揚帆出海?！傲髁肯鲁痢弊屔鐣嵺`智慧顯現出巨大的商業潛力。

然而，對流量下沉中涌現的社會實踐智慧又不宜過分樂觀，因為它是“只顧眼前”的問題解決方案，是“船小好調頭”的靈活手段。它提供的問題解決方案，很多時候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原本的痛點問題會引出更多新的痛點問題。比如最直觀的，為求廉價，所付出的是精力的浪費;追求爆款，對應著品質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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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下沉也是技術普及對弱勢群體的“賦權”，三四線城市、鄉鎮農村的話語權無疑是在增長，他們可以通過媒介更有效地表達自己。這種表達當然會沖擊原本的文化秩序，引起一些人不滿，就像前幾年電影媒體人和城市文藝青年們對“小鎮青年”審美品位的調侃和各種編排一樣。

大城市人群詬病“流量下沉”的不少，甚至干脆生出直覺式的反感。筆者身邊就有很多人絕不接受“網絡小說”、“短視頻”、“個性化新聞推薦”，覺得這些東西低俗無聊，甚至看都沒看過就對之開罵。

如果我們承認社會文化本該是多元化的，那么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當然都沒有錯。高層次的階層可能不會像草根那樣面對窘迫環境的限制，他們生活得更從容一些，學歷更高、自制力更強，這讓他們有了相對的“高品位”，不會像草根那樣輕易地卷入那些讓人成癮的流量產品中。

流量產品必需的一個要素，是對人性某些弱點的放縱，就像那些讓人停不下來的個性化信息、短視頻乃至網絡小說。

從這個角度看，流量自帶了下沉的功能，流量天然地對應著草根，而不喜歡“流量”就顯示出了相對較高的品位。社會階層要想理解彼此，還得有共情的能力，考慮到階層所處的不同社會位置和境遇。

2015年，筆者對電影圈熱議的“小鎮青年”現象做過調查，發現關于小鎮青年“人傻錢多”、“審美粗俗”的媒體刻板印象幾乎全是想象性的臆測，并無事實根據。“小鎮青年”與大城市觀眾的差距可能比我們預想的要小很多。

筆者對濟南大學低年級學生(84%來自地級市以下地區)做過一次匿名問卷調查。在“習慣并喜歡外語原聲電影”方面，來自省會、副省級以上城市的學生是90%，來自地級市和縣城的約為87%，鄉鎮和農村約為83%。

雖然這個調查樣本分布上存在一定偏差，但是至少能某種程度上說明小鎮青年可能并沒有我們刻板印象中那樣不堪。

筆者目前關注網絡小說的研究。在早幾年，網絡小說給人的刻板印象是“囂張狂拽”們的逆襲打臉情節，因此人們推測看這類作品的人也盡是些“囂張狂拽”之類的存在，但是實際上這也是一種不符合實際的惡意揣測，畢竟不能把“受眾偏好”等同于受眾本身。

精英人士可以不喜歡流量，甚至可以厭惡草根審美，但也應該對此保持一貫的克制和對不同品位的包容，減少惡意的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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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下沉，文化主導權進一步草根化。對此，有些人歡呼，有些人悲嘆。按照廣被接受的“此消彼長”整體論思維，認為草根文化多了，精英就要受到擠壓，社會道德就要滑坡，大眾審美能力就要直線下降。

思考流量下沉的時候，似乎可以拋棄“此消彼長”的整體論思維。那些被草根占據了的文化空間，精英人士完全可以退出來，轉而擁有更獨立的文化空間。

就像筆者本人對個性化新聞推薦很不滿意，因為在那類應用中看不到每天真正的“大事”是常事，因此反而有了回歸傳統新聞閱讀的想法。對于精英人士，退出“流量”不是有更好的一片天嗎?

流量下沉是對社會草根的賦權，有天然的正當性。但它也引起了精英論者的不安，這種不安首先表現為關注流量下沉引來的“惡劣影響”，甚至希望政策出手對之干預。

這不是正常的心態。本來可以互相理解、兼容并存的，何必非要此消彼長地敵對呢?更何況，流量下沉也并非一無是處，不要總是想當然地過低地估量他人，過高地估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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