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份制改革歷程回顧

• 2018年7月18日 ZhangHongYuan來源：人民日報 115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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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4年我國風險投資行業發展趨勢分析及投資前景預測報告

  2018年第一季度，美國1億美元以上投資連續第二個季度超過30筆。美國市場投資額增長更快。第一季度美國風險投資額增長4%，達到211億美元（1206筆），交易數量則下降2%。美國完成30筆以上的大規...

回顧這一改革歷程，把握它的歷史邏輯，有助于深化對股份制改革的理解，在新時代繼續將改革進行到底。

我國改革開放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步，已經走過40年光陰。4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40年的經驗彌足珍貴。在一系列成就和經驗當中，股份制改革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項。股份制改革不僅鞏固了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搞活了國有企業，而且推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激發了市場活力。回顧這一改革歷程，把握它的歷史邏輯，有助于深化對股份制改革的理解，在新時代繼續將改革進行到底。

經濟改革在農村率先破題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段時間里，雖然我國經濟也在發展，但同一時期，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變化更加明顯，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利用了市場經濟的力量，走上了開放道路。于是人們開始認識到，只有轉向改革開放，才能實現經濟加速發展。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以此為起點，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在改革開放初期主要進行了三項具有重要影響的改革：

一是實行農村家庭承包制。盡管20世紀60年代初，在某些地方農民嘗試實行家庭承包制，但不久就被取消了，因為這與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并存。20世紀70年代末，在改革的旗幟下，在安徽、四川等省份，農民自發地組織起來實行“大包干”，也就是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得到一些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支持，快速推廣開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村出現了新的氣象。

二是興辦鄉鎮企業。農村家庭承包制推廣后，一部分農民考慮到農村有富余勞動力，便產生了興辦鄉鎮企業的想法。市場缺少什么，他們就生產什么、銷售什么。技術工人不足，他們便到城市中去尋找退休工人，聘他們來鄉鎮企業傳授技術和指導生產。很快，在交通比較方便的農村，鄉鎮企業不僅得到較快發展，而且興起了一些規模較大的工廠。更意想不到的是，在鄉鎮企業成長的同時，有些地方還涌現出一批鄉鎮企業家。

三是建立經濟特區。為了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80年，黨中央決定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發揮對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經濟特區的建立，使改革和開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這三項改革好像給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三塊大石頭，激起陣陣波浪。從1979年到1984年短短5年間，我國經濟開始出現一些重大變化。比如，憑票供應的時代結束了，農貿市場中的商品日益豐富，雞鴨魚肉、糧食蔬菜水果應有盡有。又如，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以后，建筑材料、紡織品、食品等許多商品被生產出來。在火車上、輪船上、長途汽車上擠滿了手拎著大包小包的農民模樣的人，他們是鄉鎮企業派出的推銷員，大包小包里裝的是商品樣本。于是，在大一統的計劃市場以外，出現了鄉鎮企業商品市場，大一統的計劃市場被打破了。甚至像鋼材、煤炭、五金制品，在農貿市場上也能買到。再如，經濟特區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香港。尤其是在深圳，一棟棟高樓、一座座工廠、一條條馬路、一片片商業區和住宅的建成，都體現出特區速度，這使得經濟特區的勞動者、經營者、投資者感到無比驕傲。

改革重心向城市轉移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轉移。

這時提出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步伐，是不是農村會被忽視呢?并非如此。農村家庭承包制這時已經在全國范圍推廣，農民生活已初步改善，多種經營也逐漸被一些條件較好的縣、鄉、村所關注。此外，鄉鎮企業這時也開始重新組合，成為農民提高收入的重要生產方式。可以說，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村改革已經步入正軌，城市改革自然而然地成為改革的重心。這是形勢使然。把改革重心轉向城市，當時至少有三個考慮。

第一，城市是我國經濟的重點。因為國有大型企業都設在城市，如果不從體制方面著手改革，很難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二，我國不僅應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且應當提高經濟的開放度。提高經濟開放度應當從一些條件較好的沿海城市或內地交通要道邊上的大中型城市著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歷史文化因素決定的。

第三，從我國國情出發，就業問題在長時期內將一直是我國最大的民生問題。不深化城市改革，不僅城市發展不起來，而且農村的富余勞動力也找不到就業出路。只要城市繁榮了，日積月累，就業人數就會越來越多，社會就會更加穩定。

因此，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把改革的重心轉向城市，是符合實際的。

股份制改革思路逐漸清晰

怎樣對城市和工業、商業、采礦業、交通運輸業進行重大改革呢?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熱門話題。在改革主線或者說優先次序問題上，經濟學界主要有兩種主張。

一種是把價格改革放在首位。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主張仿照1949年西德的改革，全面放開價格，接受市場的價格波動。他們認為，西德的價格放開已被實踐證明是有效的范例。價格放開以后，經濟可能會亂一陣，但過一段時間就會轉入復蘇，再轉入繁榮。這種改革思路又被稱作“休克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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