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文曦告訴記者，每個區域的土地用途比例，政府是規劃好的，政府本來可能期望通過在某一區域出讓商業用地，吸引企業入駐，增加長期稅收，而一旦商業用途改編為住宅用途，政府規劃的效果就無法實現。

　　“此外，商改住還容易引發其他的問題。比如一個區域原來規劃人口是10萬人，由于商改住，人口變成了13萬人甚至更多，那么區域配套就會跟不上;另外，原來商辦項目的樓面價和售價相對較低，但是一旦改造成住宅出售，就會推高房價，這樣一來，開發商也就不去用心做商業項目或辦公項目規劃了。”盧文曦補充道。

　　在趙秀池看來，商改住項目還規避了北京等地的住房限購政策，抵消了住房限購的政策效應，商改住抬高了商業辦公物業的成本后，也不利于實體產業的發展。

　　目前，北京、上海都有很多在售、未交房的商住項目，上海市閔行區試點整改的做法，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范本，為上海更多的區縣、北京乃至更多有著商改住現象的城市所借鑒?

　　亞豪機構市場總監郭毅分析認為，自去年通州雙限之后，北京市商辦物業全面調控的風聲不斷，而今年1月，上海暫停商辦項目銷售的現實更是將這一類型產品推上風口浪尖，收緊調控已是箭在弦上。

　　“由于北京的商辦項目銷售額占比超過三成，一旦調控祭出對于房企來說將是巨大打擊，因此，自2月中旬商辦集中入市的趨勢即開始顯現，而3月份商辦項目‘搶入市’的現象將更加明顯，這也或將成為商辦產品‘最后的盛宴’。”郭毅說，

　　據亞豪君岳會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3月，北京住宅市場預計將有23個項目入市，其中商辦類項目多達10個。

　　“從上海此次整頓的情況來看，是各區縣根據自身情況做調整。北京應該也會遵循這樣的思路，比如，此前通州已經限購，門頭溝區從去年9月開始也在整頓商改住，一些樣板間的居住功能都被拆除。”郭毅補充道。

　　但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還存在這樣一種觀點，即商住類項目占整個北京市場新房銷售比例較高，一旦嚴格按照規定整頓商住項目，比如，取消居住功能，完全按照原用途銷售，北京市的房地產市場交易情況會受到太大影響，甚至可能導致大量的信訪，因而政府不會輕易大面積地對商住進行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