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的概念,同年7月國務院出臺《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了“互聯網+”創業創新、“互聯網+”協同制造、“互聯網+”現代農業、“互聯網+”智慧能源、“互聯網+”普惠金融、“互聯網+”益民服務等11個方面的重點行動路徑,標志著“互聯網+”正式納入國家戰略。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提出,要大力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實現部門間數據共享。
在互聯網時代,公眾服務需求膨脹和線下服務能力提升相對滯后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 通過互聯網來尋求解決辦法、優化政務服務的呼聲也愈發強烈。于是,“互聯網+政務服務”應運而生。
互聯網+政務作為數字時代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路徑,自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啟動政務信息化建設以來,歷經技術迭代與模式創新,逐步從單一的信息公開向全流程服務轉型。2015年國務院提出互聯網+政務服務戰略后,行業進入快速發展期,通過整合互聯網技術與政務服務,構建起覆蓋全國的數字化服務體系。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深度應用,互聯網+政務不僅提升了行政效率,更重塑了政府與公眾的互動模式,成為優化營商環境、推動社會治理創新的核心抓手。從婚姻登記全國通辦到跨省業務“一網通辦”,互聯網+政務正以更開放的姿態融入社會運行,為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技術支撐。
當前,互聯網+政務已形成多層次服務體系。在政策層面,國家通過《網絡安全法》《政務信息化項目建設管理辦法》等法規,構建起數據安全與服務規范的雙重保障體系。地方層面,各級政府依托“一網通辦”平臺,整合社保、稅務、醫療等高頻服務,實現“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技術應用上,人工智能客服、區塊鏈存證等創新模式顯著提升服務精準度,例如智能審批系統可將業務辦理時間縮短70%以上。然而,行業仍面臨區域發展不均衡、部門間數據壁壘、基層數字化能力薄弱等挑戰,制約了服務效能的進一步釋放。
據中研產業研究院《2025-2030年中國互聯網+政務行業發展現狀分析及未來投資戰略規劃報告》分析:
互聯網+政務的演進本質是政府治理邏輯的數字化重構。當前,行業已從初期的“線上化”向“智能化”躍遷,技術賦能與制度創新進入深度融合階段。未來,如何平衡效率提升與隱私保護、打破數據孤島與維護安全邊界,將成為行業突破的關鍵。隨著數字中國戰略的深化,互聯網+政務將不僅是技術工具,更將成為驅動政府職能轉變、激發社會協同治理活力的核心引擎。
服務場景全域化:政務服務將突破單一業務辦理范疇,向民生保障、應急管理、城市治理等綜合領域延伸。例如,通過物聯網與大數據構建的“城市大腦”,可實時響應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復雜問題,實現治理能力的動態優化。
技術融合深度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等技術將重塑服務形態。例如,虛擬政務助手可提供24小時個性化咨詢,AR技術輔助遠程勘驗,推動“不見面審批”向“無感化服務”升級。
協同機制制度化:跨部門、跨層級的數據共享機制將加速落地,通過立法明確數據權屬與流通規則,破解“信息煙囪”難題。同時,政企合作模式創新將催生更多市場化服務場景,如信用評價體系與金融、物流等行業的聯動。
安全體系立體化:面對數據泄露風險,行業將構建涵蓋硬件防護、算法審計、應急響應的全鏈條安全體系,區塊鏈技術在電子證照防偽、審計追蹤等場景的應用將顯著增強服務可信度。
互聯網+政務的演進史,是一部技術賦能治理的創新史。從早期的政務網站到如今的智能服務平臺,其本質始終是通過數字化手段回應公眾需求、優化資源配置。
未來,隨著技術迭代與制度完善,互聯網+政務將呈現三大特征:服務供給從“可用”向“好用”升級,治理模式從“管理”向“服務”轉型,技術應用從“輔助”向“主導”跨越。這一進程中,需警惕技術異化風險,始終以人的需求為導向,平衡效率與公平、創新與安全的關系。唯有如此,互聯網+政務才能真正成為數字時代政府與社會的“連心橋”,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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