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敗訴 蘇嘉鴻1.5億元罰款被撤銷

• 2018年7月26日 YangJinZhu來源：法治周末 97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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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高院)的一紙終審判決書，撤銷了中國證監會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和行政復議決定，讓早已塵埃落定的蘇嘉鴻內幕交易案發生逆轉。

焦點二：行政調查規則關系到內幕知情人的認定

此案件的第二個焦點則是對內幕知情人的認定。

證監會調查發現，殷衛國在威華股份資產重組過程中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作用，實際參與了資產注入事項的形成過程，并且知悉銅礦收購事項。而且，蘇嘉鴻的手機號碼與殷衛國的手機號碼在2013年2月至4月期間有過45次通話記錄和71次短信聯系。綜上，殷衛國是內幕信息知情人。

但蘇嘉鴻在申辯時稱，自己與殷衛國之間并無密切關系，只有一些日常聯系，沒有任何利益往來。殷衛國只是參與資產注入事項的初步討論，并未參與收購銅礦及讓殼贛州稀土的相關工作。

蘇嘉鴻提出，證監會在調查過程中，并未找到殷衛國核實清楚其身份信息，也未對殷衛國的情況展開調查，欠缺將殷衛國認定為內幕信息知情人的直接證據。

證監會則解釋，其已窮盡各種手段調查收集證據，而且即使找到了相關人員，其不配合調查的情況也很常見，雖然作為涉案人員的殷衛國一直未被找到，但其他涉案人員詢問筆錄以及有關會議記錄證明，殷衛國實際參與了資產注入事項的形成過程并知悉銅礦收購事項，為內幕信息知情人。

對此，北京高院認為，殷衛國為內幕信息知情人是此案關鍵的事實基礎，應當做到證據扎實充分。按照行政處罰調查收集證據的法定要求，證監會認定殷衛國為內幕信息知情人，除了相關會議記錄以及其他相關人員的證人證言外，還必須向殷衛國本人進行調查詢問，除非窮盡調查手段而客觀上無法向殷衛國本人進行調查了解。

北京高院進一步說明，證監會在調查過程中所需要做的是把法定調查義務履行到位，但證監會在執法中存在疏漏，并未做到窮盡必要的調查方式和手段。無論如何，法定調查義務的履行都不是以被調查人配合為前提的，更不能以被調查人可能不配合調查為由怠于履行法定調查職責。

據此，北京高院確認證監會在認定殷衛國為內幕信息知情人時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蘇嘉鴻對該問題的主張成立，法院予以支持。

焦點三：蘇嘉鴻行為是否構成內幕交易

蘇嘉鴻辯稱，其買入威華股票具有合理理由和依據，交易時間與證監會認定的內幕信息形成沒有高度吻合的特征。

但證監會認為，內幕信息敏感期內，蘇嘉鴻與殷衛國有過多次聯絡，且蘇嘉鴻交易威華股份的時點與資產注入事項的進展情況高度吻合，交易行為異常，且沒有為此交易行為提供充分有說服力的解釋，應當推定構成內幕交易。

那么，蘇嘉鴻的行為是否確實構成內幕交易？這一問題主要涉及到推定的基礎事實是否清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行政處罰案件證據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中“關于證券行政處罰案件的舉證問題”明確，法院在審理證券內幕交易行政處罰案件時，應當考慮到該類案件違法行為的特殊性，由監管機構承擔主要違法事實證明責任，通過推定的方式適當向原告轉移部分特定事實的證明責任。

在證據法中，推定是根據嚴密的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從已知事實推斷未知事實存在的證明規則。根據該規則，行政機關一旦查明某一事實，即可直接認定另一事實，主張推定的行政機關對據以推定的基礎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反駁推定的相對人對基礎事實和推定事實的不成立承擔舉證責任。

在本案中，蘇嘉鴻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與殷衛國多次聯絡接觸，且蘇嘉鴻證券交易活動與內幕信息進展情況高度吻合屬于基礎事實，蘇嘉鴻的證券交易活動構成內幕交易屬于推定事實。證監會需要對基礎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蘇嘉鴻則對推翻基礎事實和推定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即只有證監會認定的基礎事實成立，才需要蘇嘉鴻承擔后續的舉證責任。

但在基礎事實中，證監會對殷衛國為內幕信息知情人這一事實的認定構成事實不清，因而導致推定的基礎事實不清。在此情況下，北京高院認為證監會對蘇嘉鴻證券交易活動構成內幕交易的推定不成立，被訴處罰決定與被訴復議決定錯誤，應當予以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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